张京华《燕赵文化》第八章：北方民族大融合

游牧民族的内迁方面，当时“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地区则“戎狄居半”。东晋刘裕北伐至关中时，三秦父老流涕诉道：“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

北方游牧民族及其他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入河北地区。羯人石勒灭亡建都长安的匈奴政权前赵以后，迁其文武百官、关东流民、秦雍大族近万口于襄国。氐人苻坚灭亡建都邺城的慕容鲜卑政权前燕以后，又迁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到西燕慕容恒自长安东迁时，随从的鲜卑男女又有四十万人之多。这些人行至闻喜，为后燕慕容垂所败，尔后仍流入河北。在苻坚淝水战败政权崩溃时，丁零、鲜卑、扶余、乌桓、屠各、东夷等人一时俱叛，其中汉人则只有士族王腾一家，可见当时游牧族所占人口比例之大。又如公元316年河东大蝗，流民从河东迁到冀州的有二十万户。慕容廆在辽东时，政局比较稳定，各地流民前去避难的也很多，“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辽西，迭相招引”。慕容廆将各州流民设郡编户，冀州人编为冀阳郡，豫州人编为成周郡，青州人编为营丘郡，并州人编为唐国郡。这些迁到辽西的流民随着前燕的迁都邺城，最终还要回到河北。��

这一时期的河北地区，大略说来，初期以匈奴人和羯人居多。石勒最初隶属于匈奴刘渊任辅汉将军，经略河北，部下应有不少匈奴人。到冉闵建立魏国时，大杀羯人二十余万，可见当时羯族人口之多。在此时期，石勒曾经迁徙关中氐羌流民十余万落于冀州，不过后来又都自己返回了关中，建立了前秦。到前燕时期，河北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鲜卑慕容部落。鲜卑慕容部落的汉化程度较深，所以在当时被称为“山东杂汉”。到北魏时期，游牧民族则又以鲜卑拓跋部落居多。北魏的都城起初曾建在大同，后来又迁至洛阳，但河北实为其腹心之地。而在六镇兵变被平息后，即有二十多万沃野镇兵民被安置在冀、定、瀛三州落籍为农。��

这一时期河北地区的豪强士族，南迁到江南的有范阳卢氏、祖氏，渤海刁氏等。但也有许多留下来的，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河间邢氏、渤海高氏等。许多豪强士族都与北方游牧民族互通婚姻，北魏孝文帝即曾娶卢、崔等士族之女入宫，又强令六个兄弟聘士族之女为正妃，其中元雍聘娶了范阳卢神宝之女。��

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中，还有一件非常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仅改鲜卑服为汉服，鲜卑语为汉语，还改了鲜卑人的籍贯和姓氏。皇族拓跋氏改为元、长孙二姓。其他大姓丘穆陵氏改为穆，步六孤氏改为陆，贺赖氏改为贺，独孤氏改为刘，贺楼氏改为楼，勿忸于氏改为于，纥奚氏改为嵇，尉迟氏改为尉，与皇族二姓合称为“八氏十姓”，最为显贵。此外，依附北魏的原游牧各族三十六国改为三十六姓，各部落大人九十九家改为九十九姓，《魏书·官氏志》中所记载的改姓总数在一百以上。在此以前，各游牧族人赐汉姓、改汉姓的情况都是零星发生的，这一次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举族改姓。所以，元初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在隋唐皇室的血统中，就多有鲜卑民族的混血，如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是鲜卑显族，唐高祖李渊之母独孤氏、之妻窦氏，唐太宗李世民之妻长孙氏，也都是鲜卑显族。但这尚只限于有迹可寻的，其他无迹可寻的必定更在多数。在后来的汉姓中，独孤、长孙、尉迟等各姓还保留了若干游牧族旧姓的特征。至于刘、陆等姓，因其与原有的汉姓完全吻合，那就只能在有族谱明确记载的情况下，才可认定其出自鲜卑拓跋“八氏十姓”，否则就根本无法逆推。一经年代长久，自然就要混迷不清，无迹可寻，不复可问。隋唐时期居住在北方的人口，族为汉族，姓为汉姓，实际上却有许多是西晋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只因时日已久，就连自己也不复知其究竟，偶尔经人提起，反会凭添惶惑了。��

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在接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对汉地原有的生活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时，洛阳贵族“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裤口”。北齐时，颜之推说中国南北方音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自两晋时起，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一些最具特色的部分都发生了变化。如坐卧由用席、跪坐变为用床用椅，烹饪由以烹为主变为多用炙法，服饰由宽口变为紧袖，语言由古雅变为白话。宋代用床、凳已很普遍，朱熹等人的著述也已接近现代白话。这些新的生活习俗大多源于两晋，经隋唐至两宋趋于定型，而沿袭至今。然而自殷周至两晋以前中国古代的生活习俗，却大多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