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四章：农业发展的极限

2013-9-7 20:03|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原作者: 张京华来自: 燕赵文化网

摘要: 目前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探讨古代文化和农业社会，其目标最终都要归结到使古代文化和农业社会实现从古代到现代的变革这一点上。本书由主题所规定，不直接探讨实现变革的问题，而着重论述古代文化和农业社会本身；不过 ...

物种。河北平原地区数千年以来的农业发展，作物品种中最重要的变化首先是丝与棉的代换。中国是桑和丝的原产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丝帛实物发现。在河北平原地区范围内，殷墟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武丁时期占卜省察蚕事的卜辞有九次之多。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出土的觚、爵、戈等器物上，发现有附着的丝织品痕迹，据观测为蚕丝纤维，并且大体上可辨认出有五种不同的规格。台西村遗址的年代比殷墟更早，属于商代前期。在甲骨文中还记载有蚕神，称为“蚕示”，祭祀时要用三牛或三羊等，典礼十分隆重，同时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玉蚕，与甲骨文的记载相印证。《尚书》中说帝太戊时“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帝王世纪》中说：“商纣王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执者三百余人。” 到了周代，《诗经》中如鄘、卫、郑、魏、唐、秦、曹、豳诸风以及周颂、鲁颂，都提到蚕桑。在《诗经》所列全部木本和草本植物中，以出现篇数论，桑居第一位，涉及到河北平原地区的主要有淇水流域的卫（今河南淇县）和鄘（今河南汲县），其中以鄘风中的《桑中》和卫风中的《氓》二首最为著名。《桑中》诗说：“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氓》诗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又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桑中为地名，但亦应为其地多桑林而得名。西汉常山郡亦有桑中县（今河北灵寿），也应是此类。《诗经》十五国风中没有燕风，但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燕、代田畜而事蚕”。荀子为赵人，也曾写有一篇《蚕赋》，说蚕“食桑而吐丝，喜湿而恶雨，功被天下，为万世文”。说明直到战国汉初，不仅在河北平原南部的赵有桑蚕，而且在北部的燕和西北部的代也都以桑蚕著名。

东汉末年战乱时，袁绍在河北乏粮，曾利用桑葚补充军队的给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也记载当时黄河以北富裕人家由于种桑甚多，收藏桑葚多至百石，少的也有数十石，饥荒时有很多人借以活口。魏晋时规定的行之于北方的户调制度是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可见当时户户都产绵织绢。《三国志·杜畿传》并且说冀州是“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北魏太和中规定进贡绵绢的州一共有十九个，其中冀、定、相、怀四州都在河北平原上。冀州和定州所征的绢，每年在三十万匹以上，故当时有“国之资储，唯藉河北”之说。后赵石勒曾任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又建桑梓苑于襄国（今河北邢台），所植桑树至北魏犹存。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引郦道元《水经注》说：“漳水又对赵氏临漳宫，宫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月，（石）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今地有遗桑，墉无尺雉矣。”北齐曾在冀、定二州设置绫局、染署和桑园部丞，掌管桑蚕及织造。颜之推由江南来到北齐，惊叹说：“河北妇人织紝组紃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其中的“调”是每丁每年输绢二匹，绫絁二丈，绵三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河北平原地区多输绢而不输银，实际输纳时还常常以绢代“庸”，另加六丈（一匹半）。开元年间关中地区蚕桑少，庸、调都用粟米折算，而河北许多地方则用绢代租，租庸调三项都用绢输纳，以与关中地区互补，可见丝绢产量之大。不仅百姓家家有桑，官署职田中也有桑田，所产用以补充官府开支。当时河北道各州大都以丝织品作为贡赋，丝织品的种类包括绵、绢、绫、绸、锦、丝布、罗、纱、鄘、纩、缣、縠等十二类。定州所贡丝织品有罗、绸、细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等八种，数量达一千五百余匹之多，堪称全国第一。仅定州人何明远一家所拥有的织机就有五百张。但定州所产丝绢在河北道各州中还不是最好的，唐代贡赋丝绢共分八等，定州仅为第四等。同为第四等的还有洺、邢、恒、赵、莫、瀛、深、沧等州，其他冀、德、贝、博各州所产还在第三等，更要高出一等。 宋元明时期北方的桑蚕事业终于衰落，至北宋末年，经过长期战乱，河北地区经济大幅度下降，《宋史·食货志》说当时“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而棉花则恰在此时引入中国。棉花古称吉贝，系由印度语音译，宋人多称木棉。植棉技术约在宋元之际分别由南方海上和西北陆路传入中国，经元代大加提倡，至明代而大为推广。元代王桢《农书》叙述棉花的优势说：“其幅匹之制，特为长阔，茸密轻暖，可托缯帛。且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由于棉花较桑蚕成本小，周期短，因而很快得到普及。河北地区到明末时期也广泛种植棉花，即使是比较落后的东北部地区的蓟州和滦州，也已于嘉靖和万历时期植棉，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保定、河间、真定、大名和广平则植棉更多。到清代，黄可润《畿辅见闻录》记载嘉庆年间“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又说：“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八九。”“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至道光年间，有些地方的棉花种植已超过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如查州（今河北高唐）境内“种花地多，种谷地少，一遇灾歉，即至束手无措。贫者无借贷之门，富者惧爬墙之害，均粮滋讼，合境不安”。可知此时棉花种植之盛，已完全取代了桑蚕之于盛唐所具有的那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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