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骥才：十年文化抢救 农耕文化不比城市文化落后

2011 年，人民大会堂，冯骥才做了一个即兴发言。

他向温家宝总理发问：“汶川地震时，你在北川，为大禹的故乡着急，因为禹里乡沉在堰塞湖湖底了。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

他说，“我们有着五千年农耕的历史，基本都在村落里，但村落没有文字史。

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认真翻阅，它就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了。我们在这么短时间里，把中国 600 个原本千姿百态的城市，变成了同一个样子，这是时代的文化悲剧，是我们这代人的无知。”

很多人觉得冯骥才说话太“冲”。然而，总理感动了。不到十天，“建设部的头头跑到天津来找我，说国务院让他们来找我研究村落怎么保护。”

连夜，冯骥才写出方案。第二天，就将方案发给建设部。不久，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委开始筹建“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程”。今年 6 月，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

早在 2002 年，冯骥才曾对山西榆次后沟乡进行普查抢救，想要将其作为一个传统村落保护的案例样本。

当时，他邀请了从事传统村落摄影工作数十年的摄影师李玉祥，一同去往后沟乡，对当地的建筑、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进行普查。离开后沟乡时，他曾有所顾虑：“我站在古村里，心想我们走了之后，谁来保护它？文物贩子听到消息，会钻到这里，买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村民们富裕起来后，也会自己把它毁掉，盖小洋楼。怎么办？”

如今，后沟乡情况良好，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开发商有序结合去进行改建，并没有完全旅游化，让村落保存了下来。

“我觉得最好是，老百姓自己保护。”冯骥才告诉记者去意大利时的见闻。

某年，他住在佛罗伦萨。清晨4 点多，上街溜达，见到一个人，拿着样东西在抬头看。他凝神细看，那人手里拿着块墙皮，墙皮上绘着彩色花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墙皮。那人正在寻思墙皮从哪块墙上掉下来的。找了半天，他发现是从窗户底下掉下的，就将墙皮放在这家门口。

“这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意大利每个人都拿文化当回事。如果拥有者不知道文化的珍贵，这是文化的悲哀。”冯骥才说。

在城市化浪潮中，260 万个中国自然村，面临危机，其具体情况又不为人知。

马知遥是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博士后，他曾参加过非遗普查抢救工程中布老虎的项目，现在被调去传统村落研究发展组。他告诉记者，相比非遗普查抢救，传统村落保护更为复杂：“一是因为传统村落保护是跨学科的。一支考察调研队伍，需要建筑学、美术学、非遗、软件工程、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这与以往传统村落仅从建筑学上保护是不同的，冯骥才更倾向于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精神内涵保护，这在全球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二是方法上，非遗是如年画保护那样，进行普查和抢救，而保护古村落，冯骥才认为则需要研究保护方法、标准，以及寻找千差万别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理论与方法。”

“任何一个文化遗产后面都应该有一批专家”，这是冯骥才经常说的一句话，他所做的正是为政府提供了一个专家队伍做支撑。

之前，葛村被媒体命名为“镇江最美的古村落”。有媒体曾以《冯骥才估计又要叹息“ 最美古村”又要拆了》大做文章。

但研究院对此有所怀疑。以旅行者的方式，马知遥和同事去葛村考察了一个星期。他们发现当地的情形和媒体所报道的并不相同，85％以上的村民愿意拆迁，因为大多数老房子都处于坍塌的状态根本没办法居住，村庄里苍蝇满天飞，村落结构非常糟糕，环境也并非山清水秀；而砖雕木雕等民间艺术，也没有媒体所说的那么多。

“中国的传统村落有多少没有进行过核实，是否存在为了多捞国家投资，出现一些瞒报和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多走些地方，为传统村落提供标准，另方面，就是发现一些遗漏的传统村落，尽可能为政府提供一些真实信息。”马知遥说。

因此，传统村落名录的认定就尤其重要。“我现在所做的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先把传统村落摁下来，”冯骥才告诉记者：“上个礼拜，我刚做完了第二批传统村落的评定。现在第一批，评了 646 个，第二批，不到 1000 个吧，具体的数我不能说。明年，我们要评第三批。”

冯骥才坚称，“抢救不是书斋里的工作”。2001 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其后十几年，他一直在全国忙碌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2 年，这一抢救工程开始实施，计划十年完成。主要有三个对象，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冯骥才的身份是抢救工程的发起人。这年，他刚好 60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