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二十一章：明末清初的北方学者

王余佑是理学家，《清史稿·儒林列传》有传，但是他不是死守章句，也不是空谈心性。其治学以性理为根本，以实学及物为宗旨。以明体达用为宗，以间邪存诚为要。其治身心专以主敬为主，其于日用专以躬行实践为事。待人则教以忠孝，和易简谅，持己则立身孤介、刻苦砥砺。喜通任侠，敦尚气节，有古人狷介独行之风。他治学是沿着实学一派的传统独开一径，所以举凡天文地理、礼乐政刑、耕桑医卜，以至西洋语文，无不穷析端委，上下数千年如指掌。他书法遒逸，而于考据则多所疏略，盖其心意不重在此。喜作诗文，但都由兴所之，本乎性情，不重推敲，且多不合格律。兴酣笔落，顷刻数纸，写后复随手散失。王余佑倾重的是实学，他的门人李兴祖说他“极纵横上下之说，数千百年间事，如烛照数计。及指陈得失，蒿目时艰，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他的实学和才能在当时就已被誉称为具有本之学、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皆霸王大略、足以安民济世。李兴祖说：“从来讲理学者弊在拘方而不适用，谈经济者流为功利而不入于纯”，王余佑则能“本理学为经济”，明体达用一以贯之。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尹会一也极力称赞说：“嗟呼!吾尝怪世之人动以儒术迂疏为道学诟病，如先生者隐而未见耳。使获见用于世，其不一雪斯言也与?”

王余佑生长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实学的熏陶，又遭逢明末与阉党斗争及明亡的激变，故其为人颇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遗风。有几件事很能表明王余佑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和慷慨悲歌的侠义性格。��

一是明末天启五年(1625)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被魏忠贤逮捕入狱，魏大中长子魏学洢(字子敬)至京师抗争。当时阉党逻卒四布，王余佑与鹿善继、孙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护，奋不顾身，相与周旋患难。��

二是随继父在山西临县时，条列时弊数千言上之，由于拂忤当事之意，继父被调鲁山，实欲困之。王余佑见时世不可为，遂力劝继父解印归田，隐居易州五公山双峰村。��

三是在明末清初，经历了父兄的死难。明末兵乱，王余佑正校试易州，遂投笔而归。路经容城，与孙奇逢谋起兵。王延善率三子及二从子余厚、余慎联合雄县人马鲁建义旗，传檄起兵，聚众千余人。孙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复了雄县、新城、容城三县。这时清兵入关，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逮捕入京。余恪、余佑、余岩三人准备进京赴难，余恪以余佑过继伯父为后不可轻死，于是偕余岩赴京。二人驰马至琉璃河，夜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说：“阿弟误矣!吾二人俱死，谁可复仇者?弟壮，可复仇，我死之!”挥余岩去，自赴京，大呼道：“我起义生员王某长子也，来赴死!”于是父子俱死燕市。余岩归新城，夜率壮士入仇家，尽歼其老幼三十口，无孑遗。官府急捕余佑、余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嵚、易州道副使黄国安知其冤，为之力解乃免。王余佑闻父兄罹难，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毕，即奉继父母入五公山，躬耕养亲，不求闻达，垂三十年不入城市，而为学益勤。��

王延善敦尚气节，王余佑也和其父一样，任侠重友，慷慨好施。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殁者敛之。“信道笃而任道勇，近仁之质，得诸刚毅”。王余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在五公山时的情形，是“一闲牧竖，藜藿不充耳”。晚年主讲献陵书院，赖得他的布衣朋友河间知府王奂为他购置宅舍，副将孔毅为他买下二百亩田，才略为安顿。四方豪俊争相造访，他典衣剉荐接之，有时遇人有缓急，即为之筹措，百数十金无难事。及交游有餽赠，则介然不屑受，却金之节世咸重之。王余佑教弟子学诗时曾说：子美(杜甫)入蜀，子瞻(苏轼)海外，才有忠孝之情发为歌咏。孙奇逢曾告王余佑说：“余五十年始识一‘贫’字。我辈以贫贱之身，值流离忧患之际，典琴书，质簪珥，忍病停药，日不再食者屡矣!对妻子似难快心，对同志应无愧色。此字不明，终非真实学问。”这两段话很能说明当时诸人贫贱不移的性格和真才实学出于贫贱的治学精神。由此可知王余佑虽身列儒林，但是他的治学态度的确与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