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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华《燕赵文化》第二十一章:明末清初的北方学者

2013-9-8 17:55|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原作者: 张京华来自: 燕赵文化网

摘要: 明末清初,既是王朝兴替的时期,也是民族冲突剧烈的时期,因此产生出一代性格慷慨的北方学者,再一次以其独特的性格卓绝士林。这一代北方学者首先有孙奇逢、鹿善继,然后有王余佑、颜元、李塨,最后有王源。
《燕赵文化——一个北方平原地区汉族旱地农耕文化的历史》

张京华著

第二十一章:余音遗响,不绝如缕——明末清初的北方学者
 
 

基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南北方学者的治学路径确有不同。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比较北学南学说:“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封建与宗法皆族长政治之圆满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野蛮,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北方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性格,有时体现为河北豪侠之举,有时体现为世族士大夫之经史文章。河北豪侠在乱世中是群雄逐鹿、椎掠行侠,在太平之世是饮酒狎妓、摴蒱六博,总之是勇武好气,但是这并不妨碍北方产生发达和成熟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因为勇武好气与经史文章二者在精神性格上是相通的,都是本之质朴务实,而以救济时艰为目的。北学这种独特性格的形成,除了生存环境艰苦恶劣的自然地理原因以外,也还有政治地位卑弱、战争频繁惨烈与民族冲突持续不断等许多人文地理方面的原因。所以,每到王朝兴替的时期,北学的独特性格就表现得尤其明显,凌厉切实,激昂感人。

 

明末清初,既是王朝兴替的时期,也是民族冲突剧烈的时期,因此产生出一代性格慷慨的北方学者,再一次以其独特的性格卓绝士林。这一代北方学者首先有孙奇逢、鹿善继,然后有王余佑、颜元、李塨,最后有王源。

 

孙奇逢与李顒、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儒。《清史稿·儒林列传》又说:“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余姚、崑山。”将其与李顒、黄宗羲、顾炎武并称。四人都是由明入清的学者,对明朝的灭亡感怀至深,清朝建立以后均终身不仕,为此《清史稿》推崇四人说:“诸人肥遯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钟元。容城人。少倜傥,好奇节,而又克己好学,笃修内行,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十七岁时,举明万历二十八年的顺天府乡试,但遭父母连丧,守墓六年,孝行闻于乡里。平生与鹿善继最为交好,常相与切磋学问,默契于心,均以圣贤相期许。

 

明末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都遭惨杀,而这三人在京师时,都与孙奇逢交好。当时鹿善继在京师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幕中任主事,孙奇逢闻难急忙给鹿善继写信,责以大义,请他急急相救,但鹿善继尚未能入朝皇帝,左光斗等人就已遇害了。魏忠贤在左光斗死后,还诬陷他贪赃数万银两,追逼其家属,并且不准将遗骸运回桐城原籍。孙奇逢就同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及新城人张果中三人,率先筹措银两,又召集士民募捐,从而使左光斗等人的遗骸运回,孙奇逢、鹿正、张果中因此被传称为“范阳三烈士”。

 

孙奇逢名声大起,朝廷交章屡征,他都推辞不就。大学士孙承宗和兵部尚书范景文都征召他赞画军事,他也推辞。时值明末,京畿乱起,贼盗纵横,孙奇逢就携家人入易州五峰山避难,门生亲故相携同往的有数百家。孙奇逢为众人部署设防,但讲学仍不止。到顺治七年,孙奇逢南迁辉县苏门,九年又南迁苏州夏峰,在夏峰一住二十五年,当时学者因此又尊称他为孙苏门、孙夏峰。他一面亲率子弟耕田,一面讲学不辍,四方学者都来求教于他,所居成聚。这期间,国子祭酒薛所蕴请他主讲太学,比他作元代的许衡和吴澄,他以病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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