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七章：战争对文化的影响

2013-9-7 20:24|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原作者: 张京华来自: 燕赵文化网

摘要: 唐代中后期以前战争对燕赵文化的影响多是积极的，战争是燕赵文化内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燕赵文化慷慨任侠的特征融为一体。而在宋代以后，战争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多是消极的，集权政治的重压与频繁和剧烈的破坏性战 ...

但是到宋元明清时期，这种情形就完全改变了。这一时期在河北地区发生的战争主要是在民族融合而非地方割据的背景上出现的，并且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又比以往规模更大，进行的过程更快，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冲突更为剧烈。从北方游牧民族的方面来说，战争主要是掠夺式的，而不是地方割据或统一兼并式的，因此它首先就表现为极大的破坏性。公元946年9月，契丹耶律德光引兵南下占领后晋都城大梁，翌年春在大梁举行即位仪式，改契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但契丹人并没有在大梁留下来，而是尽载府库珍宝回了北方。同样，1126年金兵南下占领北宋都城汴梁，也没有停留，而是搜刮府库官民金银币帛、皇宫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铜人、漏刻、书籍、府州县图，裹挟徽钦二帝、后妃、皇子皇女、贵戚、倡优、工匠等共三千余人，一并北去。说明在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族军事力量的发展很快，而生产方式上的汉化过程则要缓慢得多。这一情形到元、清两代更为明显。蒙古和满族都是在初次进入华北平原以后不久就能够麾兵直入，几乎不经过反复，很快就可以控制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所有版图。蒙古占据河北和灭金，时间都很短，灭南宋只用了四十年。清兵自入关至俘桂王不出二十年。和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情形相比，南方这时已失去南北对峙的政治军事实力，而游牧族在实现了军事统一以后，也是以征服者战胜者的姿态出现，不让平原地区汉族原有的农耕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蒙古在占领河北以后，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

这一时期战争对燕赵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掠夺式战争对于经济、文化巨大的直接的破坏。耶律德光占据大梁时，赵延寿请给契丹兵颁发廪食，耶律德光说：“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谷草”，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城市和村落受到极大破坏。庄季裕《鸡肋编》说：“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元好问《遗山文集》说赵州在蒙古攻金的战争结束后，“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房屋之外，树木特别是极具经济价值的桑、枣等树也遭到彻底毁坏。《辽史·兵卫志》说辽军作战，“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又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战争还造成人口锐减，《清世祖实录》说清初直隶“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

其次是在游牧族占领初期，政策上仍具有很强的军事化性质。耶律德光时契丹实行胡汉分治的制度，部落之事归北面宫，汉人租赋之事归南面宫，“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蒙古早期也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之分。州县一级政权，辽有“头下军州”，以所俘掠的人口封赏契丹贵戚功臣而置，蒙古在河北时，仍是将州县作为“投下”封地分封给诸王功臣，所掠人口实际上具有官奴隶的性质。在土地政策上，金人内徙后将其原有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转为屯田军，计口给田，以充口粮。清初也令满人圈地，近京各县圈地总数达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四顷之多。旗人索保住在宛平县“横霸一方，田连阡陌，所招佃户，供其驱使”。焦国栋在宝坻县“横霸田土千余顷”。猛安谋克所占耕地又多不肯亲自耕种，或者佃给汉人，坐收租课，或者役使奴婢，金元所用奴婢多有二三百至上千者。更有甚者，则听由良田荒芜，砍桑伐枣，以为刍薪，经营上极趋粗放。土地荒芜之后，再重新圈占汉人良田，不二三年仍旧荒废。由此造成荒地日旷，即使在风调雨顺之年，田之荒者也动至百余里，“草莽弥望，狐兔出没”。蒙古初期还专占民田以为牧场，“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又往往在所占据的汉地抓丁派役，《金史·兵志》称：“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乡里，嗟怨盈于道路。”不平等的民族压迫政策也给经济、文化带来极大破坏。

再从南方农耕地区方面来说，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南方政权的性质和功能不同于北方游牧族政权，因而这一时期双方发生在河北地区的战争实际上具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间的冲突的意义。对于南方而言，虽然战争发生的地点是河北，实际上却具有保卫全农耕地区的意义，而并不只是关系着河北一区的利益。如北宋时期的两次大战，第一次由宋太宗亲自指挥围攻幽州，第二次由曹彬率兵出雄州，田重进率兵由定州出飞狐，都是倾全区之力以赴。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重心已经南移，河北地区对于全区的作用就是以河北确保南方经济区的安全，于是河北之地又进一步作出牺牲，纯粹沦为战场。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在北宋第二次攻辽失败以后，便取守势，为了遏制北方兵马，竟至在河北平原上挖掘河堤，使西起保州(今保定)、东达泥沽海口(今塘沽)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泺，使得“河北之地，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北宋对于河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已无力相顾，和唐代中后期以前中央对于河北地区的态度已完全不同。

又就河北地区内的情况来看，自外而来的战争使本地区在文化上心理上均难于承受，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战争期间虽也有农民武装出现，如南宋时燕人赵恭在庆源府(今赵县)五马山聚众至十余万，王彦“八字军”在怀、卫、相州一带聚众也在十万以上，但其活动方式已不是劫盗任侠，而是带有反对异族压迫的直接目的，和唐代中后期以前不同。北方豪强大族的影响尤为微薄，比较著闻的辽代有韩氏、刘氏，元代有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不过寥寥数家而已。

总之，唐代中后期以前战争对燕赵文化的影响多是积极的，战争是燕赵文化内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燕赵文化慷慨任侠的特征融为一体。而在宋代以后，战争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多是消极的，集权政治的重压与频繁和剧烈的破坏性战争是造成宋元明清时期燕赵经济、文化衰落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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