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七章：战争对文化的影响

“枭骑”，应邵说：“枭，健也。”张晏说：“枭，勇也，若六博之枭也。”西汉初燕人的“枭骑”到东汉初即称为“突骑”。“突骑”，颜师古说：“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枭骑和突骑之称都有勇健骁锐、冲突凌厉的意思。自两汉以后，燕地就以精良的骑兵著称，并成为燕赵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被一直保留下来。直到唐代，这种情况依然如故。刘禹锡说：“大河之北，地雄兵精。”杜牧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马良而多，人习骑战。” 刘秀收徇河北，还有二事甚可注意。一是刘秀初至河北，曾与刘林等燕赵豪侠大族接触而未能相合，致使王郎得志一时。后刘秀至信都，吸取教训，宋子(今赵县)豪族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来附，刘秀就接受了，说明此时燕赵豪侠大族的势力已不可小视。二是当时燕赵境内已多有“诸贼”武装，依山据险，所在寇掠。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有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十五支以上。铜马首领是东山荒秃和上淮况，大肜首领是樊重，尤来首领是樊崇，五校首领是高扈，檀乡首领是董次仲，五楼首领是张文，富平首领是徐少，获索首领是古师郎。他们各领部曲，众数十辈，辈数十百万人，合众数百万人，习于征战，所向无前。为了征服铜马等部，刘秀再次发幽州十部突骑，恩威并施，经过激烈征战，“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卒分置诸将，兵力遂至数十万人，以至关西一带即称刘秀为“铜马帝”。但是在此后很长时期，铜马等诸贼的余众犹在。直到建武十六年(40)天下平定以后，燕赵之地仍是“郡国群盗处处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说明燕赵流民结盗已成风气。��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先有巨鹿人张角的太平道起义，其中心在巨鹿(今鸡泽)、广宗(今威县)、下曲阳(今晋县)。与之同时，河北还有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以及黄龙、左校、白雀、五鹿等多支流民武装。褚飞燕众至百万，号黑山军(黑山在今沙河北)，其余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人。至汉献帝初平年间，关东州郡以讨董卓为名，一时俱起。在黄河以北起兵的有渤海太守袁绍、幽州将公孙瓒、冀州牧韩馥、东郡太守桥瑁，各路义军咸推袁绍为盟主。涿郡人刘备先依公孙瓒、后依袁绍，用东郡人关羽、涿郡人张飞为将。常山人赵云率本郡吏兵先归公孙瓒，后归刘备。又至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与袁绍决战，以不满一万的兵力打败袁绍十余万人，又收降河北黑山军张燕所部十万余众，随之北出卢龙塞，大败辽西乌桓蹋顿单于，据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奠定了立足中原的基础。建安九年曹操领冀州牧，十三年为丞相，十八年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国公，定都邺城，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东晋时期，北方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胡纷纷南下，建二十余国，主要的有十六国，其中控制河北的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燕六国。河北之地自刘渊建汉至北魏灭北燕，一百三十余年间无年不战。六国中唯有后赵石勒一代尚能劝课农桑，讲经崇儒，政教颇有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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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河北的豪侠大族往往依据堡壁险塞以自守。公元308年石勒经略魏郡时，服堡壁五十余垒，选其强壮者为军士，得五万人，可知当时各堡均有数千人的规模。��

各国往来征战，政局虽乱，河北名士却多能依委其间，为其创设典章制度，谋划军国大略，态度十分积极。如赵郡人张宾少好学，博涉经史，但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自比于西汉张良。石勒至幽冀，张宾提剑入见，被用为谋主。张宾教石勒定都襄国，朝政典制多出其手，封濮阳侯，人称“右侯”。范阳人卢湛才高行洁，博通经史，世为范阳大族，五世祖卢植、四世祖卢毓、祖卢钦、父卢志世代为官，此时也归依后赵任中书监。石勒对汉族名士、大族也十分推重，曾下令军中：“克敌获士人勿得擅杀，必生致之。”此种情形到了北魏以后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