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七章：战争对文化的影响

2013-9-7 20:24|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原作者: 张京华来自: 燕赵文化网

摘要: 唐代中后期以前战争对燕赵文化的影响多是积极的，战争是燕赵文化内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燕赵文化慷慨任侠的特征融为一体。而在宋代以后，战争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多是消极的，集权政治的重压与频繁和剧烈的破坏性战 ...

北朝时期河北历经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朝代。北魏时局势本已趋于稳定，但在北魏末年，镇守北方防御柔然的六镇发生叛乱。叛乱平定后，其降者二十万人被分徙到冀、定、瀛诸州就食。河北之地自东晋以来就一直有众多的流民聚集，称为“乞活”，同时各国在征战中所虏获的柔然、高车、丁零、氐、羌族人也多安置在冀、定、相一带为奴，称为“营户”。六镇是北魏重兵所在，也是北魏汉化程度最轻的部分。六镇降卒与河北流民、营户会在一起以后，兵乱再起，北魏由此分裂为东魏西魏。又过了不久，六镇中柔玄镇一支以高欢为首取代东魏建立了北齐，都邺。沃野镇一支以宇文泰为首取代西魏建立了北周，都长安。由六镇兵变到东魏建立，战乱持续了十年。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隋炀帝远征高丽，兵至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四方兵马以及馈饷皆集于涿郡。同时各地反隋的豪杰义军，也自河北始兴，漳南窦建德和孙安祖、蓨县高士达、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渤海孙宣雅、上谷王须拔和历山飞等一时俱起。其中声势最大的有窦建德、刘黑闼部，一度占有河北大部。窦建德和刘黑闼都是贝州漳南(今故城东)人，少时为友。窦建德据乐寿(今献县)，称夏王，死后，余众推刘黑闼再起，据洺州，称汉东王，多次大败唐军。

窦建德、刘黑闼等史多称之为“山东(太行山以东)豪杰”。据陈寅恪论证，“山东豪杰”是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的有组织集团。窦建德等人“世为农”，“素寒贱”。并且北魏曾改鲜卑姓纥豆陵氏为汉姓窦氏，以姓氏论，窦建德、刘黑闼均出自胡族。隋末唐初“山东豪杰”这一农民武装集团，正是北魏六镇戍卒、营户的后裔，故而素有工骑射、善战斗的传统。“山东豪杰”在隋末唐初王朝鼎峙竞争之际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的双方所争取。李建成、李元吉曾收服“山东豪杰”人物，因此而成为李世民争夺皇位的劲敌。魏征所以甚见重用，也因为他本为魏州人，与“山东豪杰”素有来往。而李渊则视“山东豪杰”为唐室勍敌，竟至考虑要“尽杀其党，使空山东”。

“山东豪杰”这一农民武装集团虽然来源于北魏六镇，但在河北之地亦称颇有根基。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与东汉初铜马等“郡国群盗”及东汉末黄龙、左校、白雀、五鹿、黑山军，亦可视为一脉之传，风气相投。再向前推溯，甚至也与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尚武、燕昭王与太子丹的养士风气，有着重要的渊源，所以韩愈至中唐时作《送董邵南序》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吾知其必有合也”、“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全以战国时事为诠解。而在隋末唐初以后，“山东豪杰”的影响也并不因为窦建德、刘黑闼等人的战败身死而泯灭。后至唐文宗时期，上距窦建德之死已逾二百年，魏州书佐殷侔尚闻山东河北之人追怀其事，且为之立祀。过其庙下，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知其名不可灭”。殷侔承父老之请，为撰《窦建德碑》一篇。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演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也与隋末唐初“山东豪杰”农民武装集团的情况颇相类似。唐懿宗咸通年间袁郊所作《聂隐娘》、《红线女》二篇传奇，为唐代侠义传奇中的翘楚之作。其中《聂隐娘》以聂隐娘为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以魏博、陈许二节度使间事为背景；《红线女》以红线为潞州节度使薛嵩养女，以潞州、魏博二节度使间事为背景，所述侠义故事全以魏博等藩镇之武勇、跋扈为依托。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战争是有其必然原因而频繁发生的现象。战争对于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既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又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从区域文化的角度上看，与燕赵地区有关的战争，其两个方面的影响不是均匀发生的，而是分为前期、后期而各有侧重。前期与后期的界线，就以唐代中后期至两宋间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重心的北移为标志。在此以前，战争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大多是积极的、正面的，有助于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形成和发展，并且通过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强化维护和重新陶铸了“慷慨悲歌”的特征。如上述列举出的战争大多即是由燕赵人士积极大量参与或者主动发起，在其间具有重要作用或者主持操纵、与燕赵人士的意愿相符合也与他们的传统性格相符合的战争。但是在此以后，战争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就多是消极的、反面的了。战争虽然在燕赵区域内进行，虽然有燕赵人士参加，但是大多并不代表燕赵人士的意愿而是代表全国的意愿，不是具有区域性的意义而是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由燕赵人士主持操纵发挥作用。在这时期的战争中，燕赵大多是被动的，至多是在很少的特定环境下，能够引发起“慷慨悲歌”的传统特征对于外部环境刺激的一些回应。

唐代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的局势以及由此开始的全国政治重心北移已见前述。在唐藩镇割据的局势中，燕赵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自主性。“河朔三镇”的将帅中，有不少人世居河北，并且能够保持自古以来尚豪侠、工骑射、务农业、崇儒学的文化传统。如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以豪侠闻，既得志，使老弱耕，壮者在军。田悦，轻财重施，剽悍善斗冠军中，开馆宇礼天下士。罗弘信，魏州贵乡人，善骑射。罗绍威，少有英气，性精悍，多聚书，至万卷。江东罗隐工为诗，绍威厚币结之，通谱系昭穆，因题己所为诗为《偷江东集》。刘怦，幽州昌平人，少为范阳裨将，积功至雄武军使，广垦田，节用度，以办治称。李济，游学京师，举进士第。李载义，自称恒山愍王之后，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强搏斗。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李匡威，范阳人，性豪爽，恃燕蓟劲兵处，轩然有雄天下意。刘仁恭，深州人，为人豪纵，多智数，有大志。燕赵之地胡汉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既有胡化的一面，也有汉化的一面。河朔三镇中的胡族将领固然普遍工于骑射，而世代久居燕赵，娶妻生子，受汉人影响，居然也能披读汉籍。如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人，为范阳将张锁高义子，其子李惟诚尚儒术，其孙李铢好学多识，有儒者风。王廷凑，本回纥阿布思族人，自曾祖为成德将，喜读《鬼谷》、兵家诸书。藩镇割据由安史之乱演变而来，起初曾有屯兵防御外患的意图，但到其后则多与燕赵之地的好武风气及豪杰之士的推波助澜有关。起初虽也有胡族入侵的因素，但燕赵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地边胡、数被寇、其民“羯羠不均”、“雕捍少虑”。胡化、汉化同时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胡汉杂糅，固然也是燕赵文化中原本就有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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