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五章：大一统的政治传统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者感到自身的责任特别沉重。孔子本是一个好学的人，但是稼穑他不讲，军旅之事他不讲，性与天道不讲，怪力乱神也不讲。只有一件事是他坚持不移的，这就是他的仁政理想。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孔子作了极大的让步。齐国的齐桓公和管仲君臣二人，齐桓公承继齐国的奢淫之风，“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管仲有贪贿之嫌，“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富拟于公室，其侈偪上。”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市租，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为仲父。司马迁指出管仲在政治上也有假借仁义而行私欲之处，说：“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但是因为二人在春秋初年尊王攘夷，救燕救邢存卫，孔子就加以盛赞。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荀子也力赞齐桓公和管仲有“天下之大节”。他主张效法后王，后王指春秋五霸，其中第一霸就是齐桓公。��

孟子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自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以统一诸家学说为己任，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怕。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他说杨、墨是无君无父、洪水猛兽、率兽食人，对于不同的学说流派几乎到了放口谩骂的程度。为了统一大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

儒家学说是以春秋战国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为背景而产生的，这样一个起点就决定了儒家学说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是要追求政治统一。儒家早期的三个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所持的具体政治主张经过他们各自的调整，实际上已经互不相同。孔子主张仁政，孟子主张王政，荀子主张兼王霸。而且，这三个互不相同的具体政治主张，哪一个也没有实现。这三个代表人物所共同具备并且又为后世实际继承下来的，只是他们所提出的人道实践的精神。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仁就是人，就是人道、人文。��

儒家人道实践精神有三个特点。第一，注重政治实践。儒家学说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这一系儒统中，有六人是帝王，一人是宰相。孔、孟、荀三人虽然都以学者立名，但是初衷都是入仕。后来逢时不遇，退而求其次，才著书立说，教授门徒。如果后人完全以学者看待儒家，就转失其真意了。第二，注重现实的原则。孔子说：“事求可，功求成。”荀子说：“人不与天争职。”“当务之为急。”与现实距离遥远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无意义；与现实距离切近的事情，无论巨细，都有意义，一切都以人们的现实生活为中心。对现实的关注有时甚至超出了人的情感和是非善恶：事之必然，即使是自己所厌恶的也势在必行；事非切要，即使是自己所钟爱的，也必须舍弃。孔子说：“鸟兽不可与为群，吾非斯徒之为与而谁与？”就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三，独断的认识论。儒家虽有孔子的“举一反三”，孟子的“善辩”，但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儒家认识论是独断的，不遵循严谨的逻辑推理，一项主张可以随时随地赋予许多次新的解释。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不同论断。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因此提出人性本善。而荀子较孟子晚出，生当战国末年，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所以不宜再倡言人性本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深自鞭策，厉行改造。其实孟荀二人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所谓性善或性恶，原本无所谓善恶，性善或性恶只是逻辑推论的不同前提而已，它的分歧在于二人所处时代的前后不同。主张性善的强调后天努力而保持本性，主张性恶的强调后天改造而恢复本性，性善性恶的观点表面上看虽然相反，其实二人的人道主张是一致的，强调后天实践是一致的，而且逻辑推论上同属独断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