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远：民国真是文青的黄金时代吗？

“黄金时代”何以高扬

既然如此多的时代真相都与黄金面貌相左，那么断章取义的“黄金时代”为何还能被当做一个旧日迷梦和伤时怀古的激昂口号得以高扬？

首先当然和主角们后来的命运有关。1936年，鲁迅病逝，留下一系列计划中的创作未能开展；1942年，萧红病逝于香港，“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1940年萧军来到延安，与周扬论战，为王实味抱不平，终因“文化报事件”被排斥出文坛三十余年；1955年，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入狱近20年；1958年，舒群、罗峰、白朗被打成“舒罗白反党小集团”；聂绀弩除了受到胡风案以及反右的冲击，1967年又因“现行反革命”被判无期；1955年以后，丁玲劳改12年，入狱5年。比起这些遗憾、冤屈、苦难的灾祸，或许早年的岁月确是他们波折一生中相对美好的时光，更何况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已有太多复杂的细节被历史隐去被后人忽略，进入到当代大众关注点与被消费的只剩下抽离了具体情境的激情和姿态以及经过渲染的情爱纠缠。一段经过了提纯和渲染的故事化情节，只是一种橱窗式的展现与戏剧化的煽情，无心无力也无益于真实面相的还原，只要情绪足够饱满专注，便不难培养起一个虚泛的概念或者意象，况且这种标签式的历史想象还有助于对另一段历史的表态和宣泄。

这种一厢情愿的历史诉求在此之前搭上过“民国范儿”的便车。只不过任何文艺性的片面历史表述终究都会因为语词的泛滥使用和素材碎片的有限重复展示而归于疲劳和乏力，而且在“民国范儿”的风姿绰约中始终缺少“左翼、革命、苏区、解放区的位置”（张慧瑜语）。于是在留白处寻找一种情调相近的全新表达，不仅满足了继续言说过往的欲求，更找到了比已有表述更适合接续当代的历时路径。“民国范儿”所呈现的自由化、精英化、贵族化、体面化固然诱人，然而却因承载意义的历史人物的后来选择和去向与当代史分离，出现了某种断裂。对“左翼文青”的重新发掘和装扮，不仅赋予了现代史的重述，依然保留着理想、自由、个性、文艺等关键词不至冲突，还顺承着人物的人生历程与当代史实现了无缝衔接，从而完成了一个连贯的20世纪历史线索。比起“民国范儿”的古玩趣味，“黄金时代”显然容易承载更多的历史矛盾和当下诉求。

经历过革命与资本双重洗礼的当今中国，仕绅学人与名门闺秀的“民国范儿”早就失掉了再生的土壤，即便尚有重提的价值，不过满足了些当事者的后人、横跨两个时代的老者、或者已然掌握了话语权和社会支配力的精英阶层。相反，忍受过饥饿和贫穷，转而通过投入某种潮流、某项事业，又得到前辈青睐提携获得成功的萧红萧军之类，更符合仍处于怀抱希望、无所拥有状态的广大文青，他们既寄存归宿于未来，也在当下具有着更强的文化消费力。虽然文青们未必真有追求爱情与个性的勇气，也不见得理解和认同了自由、理想的真正含义，却并不妨碍作为互联网主力的他们将一个掺杂了这些元素的所谓“黄金时代”，以朋友圈的方式扩展传播，享受了意淫春梦的浪漫快感的同时，各自取用着廉价的感情故事、八卦聊资、励志传奇和装逼利器。只是黄粱美梦，空留一床黏湿，隔绝了历史和现实的前提条件与社会规则，这面高扬的旗帜只是卧榻上的一剂鸦片，何况“革命浪子”的狂热理想主义本来就是虚幻的，以乌托邦主义和天堂主义为归宿的（尉天骢语），不过是“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语）。

其实，许鞍华导演在许多访谈中无数次地说过了，“黄金时代”是个反讽。

徐鹏远，媒体谋生、闲笔撰稿。文章散落于文字大潮，海底捞针或可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