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远：民国真是文青的黄金时代吗？

随着文艺大片《黄金时代》的宣传与热映，“黄金时代”这个词语组合就此挤入了当代的流行语汇。它特指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由萧红及一众左翼文人以情爱为核心、流浪为载体的故事延展而来，披上了爱与青春、自由与梦想的浪漫外衣。甚至有人直接描绘这是“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这是所有文艺青年的黄金时代。”

在“青春之歌”的响亮口号因为意识形态色彩及年代久远而被嫌弃和淡忘，“民国范儿”的说法也逐渐冷却并生出审美疲劳的情况下，“黄金时代”的横空出世不仅顺利接棒，延续了对旧时代的美好想象，也填补了前者在概念和叙述上的某些空白。然而言说方式的成功并不能填补语词本身的虚幻，更无关于言说本体的真实面相，所谓“黄金时代”不过仍旧是激情化追踪与橱窗式观赏策略下的一剂历史鸦片，催生着又一场文青的意淫春梦。

何来之有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取自萧红于1936年11月19日在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一封信：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此时的萧红，由于鲁迅、胡风的提携已在上海文坛立足，写作赚钱不成问题，东渡之前又从“奴隶丛书”结了一笔稿费，数额有百余元，生活上自然不至于过分忧虑，何况对于一个忍受过极度饥饿和贫寒的人而言，哪怕只是安稳些许，亦分外难得了。尤其促使这种“平静和安闲”更加显眼的是，处在感情痛苦之中、与萧军分隔两地的萧红孤身一人独处异国，又语言不通，可以说全无与外界的交流，近于自闭状态。她在1936年底写的诗句中就说过：“从前是和孤独来斗争，而现在是体验着这孤独，一样的孤独，两样的滋味。”当生计无需发愁时，闲下来的孤独便会被放大成无尽的空虚寂寞，“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此处的“黄金时代”绝非无所羁绊的自在时光，更多的怕是一种自嘲甚或是对萧军的一种激将和埋怨。

此时的萧军呢，因为在鲁迅坟前焚化新出版的《中流》等杂志，被张春桥等讽刺为“鲁迅家将”“孝子贤孙”，为此萧军与张春桥编辑部一众相约决斗。早在当年3月，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即被张春桥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批评为不应该有的作品，鲁迅所作序言也一同受到攻击。鲁迅随后写作《三月的租界》予以驳斥，萧军亦撰写文章《有所感--关于一本“不够真实的书”》。一年后的9月，萧军又因文章尺度问题在武汉被绑架，经董必武解救才恢复自由。电影中二萧的每一次漂泊都带着时代的波澜和感情的纠缠，而事实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安全和自由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选择了逃离。所谓“黄金时代”的流浪，不是因为自由，而恰恰是不自由所迫。

以杂文著称的鲁迅，其实在30年代才集中于这一文体的创作，语言风格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越来越尖利刻薄，这与其人身处境直接相关。在鲁迅与二萧第一次见面的最后，许广平说：“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鲁迅随即补充道：“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这是鲁迅人生中第二次被通缉，与1926年的不了了之不同的是，这次通缉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解除。随着30年代左翼文艺的正式建立，鲁迅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可以说这时候的许多文章都是文人笔仗的泥潭里生出的。仅1933、1934两年中，鲁迅就更换过62个笔名，频繁空前。不知所谓“想骂谁，就骂谁，这是畅所欲言的时代”从何说起？

1936年，胡风正陷于左联内部“两个口号”的论战之中，由于涉及到与周扬、冯雪峰等人际问题和中共的政治策略，胡风处境尴尬，其在回忆录中多次说到“唯一能做的，是服从，不说话。”随后“左联”解散，胡风又被茅盾指为“胡风他们还准备另外成立一个团体”，为日后的悲惨遭遇埋下隐患。这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想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想飞多高，就飞多高”的时代吧？即使从小事说起，这一时代也遍布荆棘。胡风在回忆与二萧初识的情景时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从鲁迅家出来后，胡风与萧红玩起了赛跑，萧军尾随鼓掌助兴，两三天后鲁迅即在信里告诫胡风不要在马路上赛跑，万一巡捕拦住询问身份和地址便可能惹出祸来。

至于意气风发、巾帼英雄般出场的丁玲，除却为人熟知的坐过国民党监狱以外，影片中她与聂绀弩的同去延安其实是因为与陈明恋爱而被召回述职。连恋爱都会受到组织介入的时代，何谈“想爱谁，就爱谁。想结婚，就结婚”的快意恩仇？1942年，延安整风，丁玲险些因为作品《“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同获罪名，后被当做失足者隔离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