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十八章：燕赵士大夫与经史学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北方各胡族的首领凡是略能通晓汉籍的，也首重史书、兵书。刘渊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刘聪通《孙吴兵法》，刘曜尤好兵书，石勒使刘征、任播授石弘以兵书，刘和习《左氏春秋》，刘宣好《左氏传》，石勒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经书和史书是两种不同的分类，经书意为最重要的典籍，其中《诗》是文辞，《礼》是交接，《书》是政事，《易》是变通，《春秋》是记史。《春秋左传》既是经书，又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史籍。经书和史书如果不考虑其繁缛的注疏与空洞的微言大义的话，都是实用性很强的书籍，所言不外王侯将相取位守成之事。所以经史之文尚质平，而诗词文赋则贵在曲折动情。北朝士大夫多主经学，注重史书、兵书，文辞平淡质朴，这是由于他们更注重实用的缘故。南朝崇尚文学、玄学，文辞轻绮艳丽，于经世致用则已渐渐迂远。��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论北朝经学说：“六朝文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致，士皆以通经绩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虽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大概元魏时经学，以徐遵明为太宗，周隋间以刘炫，刘焯为太宗。河北诸儒能通服氏《春秋》者，并出徐氏之门。”一凌《北朝胡族统治下的北方文物》（1937）也说：“其时治经者，各有师承，非同后世稗耳贩目之学也。其业已成，则各有所著，以开后学。各有心得，笔之于书，非如后世所记间掇拾之学也。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兴作之。可见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术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事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校南朝稍盛。”又说：“史称梁越博综经传，卢丑笃学博闻，张伟学通诸经，李同轨学通诸经，崔浩博览经史，高允通经史，李世安博综群言。跟从张伟受业的常有数万人，张吾贵也有门徒千数。高允在家中设馆教授，受业的有千余人。其中如崔浩、李世安、李彪、李冲、王肃等，在政治上都有很大的建树，绝不同于南朝一般学者的尚清虚。”夷姤《河北文化的略评》（1937）据《畿辅丛书》通论北方学术说：“试检《畿辅丛书》一看：赵人孙卿著《荀子》，广川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清河张楫著《广雅》，以及高诱、刘邵、崔豹、卢辩之博识，高允、魏征、李绛、李吉甫、李德裕之功业，李绰、封演之闲习掌故，卢照邻、卢仝之文学，高适、刘长卿、贾长江之词章，莫不彪炳汗青。不宁惟是：六朝以前，北人学术，实较南人为精核。试以经学论之。隋以前经学盖分两大支，其一则崇尚名理，博稽故实，训诂名物，必循先师，为学问而学问，郑学是也。其一则与郑君争名，有意立异，文饰经礼，以媚权贵，伪为经学，迷惑后学，则王肃是已。北人之学师法郑君，南人之学多崇王氏，故有北人为学如管中窥日、南人为学如旷处观月之喻，即指北人多专门、南人务疏放也。前清崇尚汉学，顾、戴、段、王诸家所治学业即昔日之北学也。由斯以观，河朔之学在昔不但不弱于他人，且纯粹笃实，远胜南方。则崇尚朴学，有关风土也已。”��

历来多以为东晋南北朝二百六十年间南北割据，杀伐不断，尤其是北方在五胡异族统治下凋残衰退，经济文化各方面必定无足可取，其实不然。北朝在政治上军事上居于主动，在经济上有《四民月令》所描述的豪族庄园的特色，在文化上推崇道德风范，以经史为文章，确实有明显优于江南的一面。《隋书·地理志》说：“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然涿郡自前代以来，多文雅之士。”可知文化的发展与政治军事的发展有时可以并行。��

除以上所论及之外的北方著名学者，在今北京及周围地区的还有：韩婴，汉文帝时蓟城人，传《韩诗》；卢植，东汉后期涿郡人，师从马融，与郑玄同门，学成后归涿郡教授；梁祚，北魏时久居蓟城，通《公羊春秋》及郑氏《易》；平恒，蓟人，著《略注》，深研经籍；高闾，渔阳人，博通经史，擅草诏令；鲜于灵馥，密云丁零人，亦能讲授经学；卢毓，魏涿郡人，少以学行见称，为曹魏定律令；卢钦，晋涿郡人，卢植之孙，卢毓之子，秉承家学，笃志经史；张华，范阳方城人，以博洽著称；霍原，广阳人，山居教授门徒多年；祖逖，范阳遒人，博览群书，涉猎古今；卢谌，卢钦之孙，博通经史，善著文；祖冲之，范阳遒人，通儒道，擅历法；郦道元，范阳人，好学博才，注《水经》。徐遵明也曾在范阳讲学，蓟人从之者甚众。安平有张载、张协、张亢兄弟，均博学有文章，晋太康时号为“三张”。中山魏昌（今河北安国西南）有刘琨，擅诗文。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有张宾，少好学，博涉经史。清河有崔宏，少有俊才，号“冀州神童”，北魏道武帝时草创制度。渤海饶安有刁雍，好文学。渤海南皮有欧阳建，西晋时著《言尽意论》。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有束皙，通古文，能诗赋，西晋时整理汲冢书。北平（今河北满城）有杨衒之，博学能文，东魏时著成《洛阳伽蓝记》。巨鹿下曲阳有魏收，有才名，通文史，著《魏书》一百三十卷，等等。��

前赵石勒笃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元年（319）秋，石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入学受教，并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前秦苻坚建元八年（372），由王猛举荐幽、冀世族，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房默、崔逞及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又诏幽、冀及关东民有学通一经、才能一艺者选送长安，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归田里。北魏道武帝初立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399）复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太武帝神█（上鹿下加）四年（431）诏征世族名士四十二人，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等三十五人应征，同时州郡所荐大族冠冕又数百人。崔浩为北方世族之首，太武帝朝仅其一人所荐就有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至宣武帝正始元年（504），河北承平日久，学业大盛，燕、赵、魏、齐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子弟著录者各千余人，少者犹数百。东魏孝静帝时南北通好，与梁信使不断，双方皆以俊义相耀。时邺下多风流儒雅，如李谐、李神偰、卢元明、王元景、杨遵彦、崔赡等。每梁使至，邺下为之倾动，尽选风流才子与之应对，贵盛子弟盛服聚观，馆门成市。至唐，柳方《氏族论》定山东郡姓以太原王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为大。唐太宗诏定《氏族志》，群臣所奏天下世族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以博陵崔氏居为第一。��

河北世族组织的兴盛与这一区域自古以来与其他区域相比地位卑弱、忧患沉重有关，河北世族崇尚经学史学与燕赵文化一向具有的古朴、敦厚、务实传统有关。河北的世族组织及其文化与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特征同出一源，是慷慨悲歌的进一步发展。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也只有形成强有力的世族组织，才能承受住相继而来的异族冲击，才能使原有的汉文化得以保存。��

文化风俗与区域环境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隋书·地理志》说河北“其人性敦厚，务在农桑”，又说“涿郡连接边地，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宋史·地理志》说河北“其人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尚义，为强枝，土平而近边，习于战斗”。杜牧说：“河北者俗俭风浑，淫习不生，朴实坚强，勇于战耕。高山大河盘亘交错，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天下失河北则不可顾矣。”清孙承泽《天府广记》说：“燕之山石块垒，危峰雄特，水洌土厚，风高气寒。”故其人“文雅沉鸷而不狃于俗，感时触事则悲歌慷慨之念生焉”。灊山《河北风俗之变迁与古礼教》（1937）据此论述说：“举凡史册所书，傍及顾祖禹、顾亭林所辑，所述燕赵之俗，皆与今不甚相远。风气系于水土，益足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