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十八章：燕赵士大夫与经史学术

西周和春秋时期实行的宗法制到战国时期就全然改观，一去不复返了。秦汉时期，取代宗法制而起的就是豪族。秦汉豪族的特点：第一是务在保宗收族，往往聚族而居；第二是养客，食客多至数十百人；第三是蓄奴，家童多至千人，歌奴至数十人。豪族的生活富有、奢侈，作风豪纵，营建宫室，蓄姬妾舞女，侈婚厚葬，为一般百姓所慨叹不及。豪族又往往藏亡纳死，干乱吏治，杀人行刺，勾结官吏，垄断农商。有些豪族与王者联姻，开始注意到维护婚姻门第。有些豪族注重读经，生活勤俭，为人尚义行。豪族在财富上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说他们“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任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与此相适应，在文化上也构成了一种积累，形成了一种豪族文化。豪族在文化上是有意识、有自觉、有使命感的，《国语·楚语》观射父说要使各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乘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豪族是在农耕文化的环境中产生的，经济上财富的积聚与生活的豪纵是它的外部特征，文化上心率旧典和经史文章则是它的内在特征。��

豪族以及后来的世族、门阀，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一脉相承，但地位和作用又有很大变化。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氏族，是社会上层政治文化的主体，以此严明华夏与四夷之分。而秦汉以后的豪族、世族、门阀却是社会的中坚，与上层的政治力量互相权衡和补充。宗法制从西周到春秋实行了六百年，豪族、世族、门阀从战国到隋唐持续了一千一百年，对于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

豪族大姓虽然免不了要侵凌兼并，“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但总起来看，它是和官僚体制相适应的，二者互相协调补充。官僚体制同样有着所在贪残的一面，而豪强大姓同样也有维护地方安定的一面。汉代的刺史、太守、县令是由中央任命的，但他们的僚属却照例由当地人士充当，豪族大姓往往优先任用，成为州郡大吏。同时，豪族还可以通过察举孝廉、茂才和辟举，出任其他州郡的长官，并以此世代保持着官位。所以从人的方面看，官吏与豪族也很难截然分开，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官吏的权力是由中央委任的，而豪族的权力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出来的。��

豪族中有所谓冠族、甲族、大姓、著姓之称。既有经济实力又有学术声誉并且附带有私族武装的称为冠族、大姓，其中道德礼法足堪称道的就被称为名士。豪族的社会关系中又有所谓故吏、弟子、门生。以前历任官职所属的官吏称为故吏，童仆称为门生。汉代公卿往往自教经学，聚徒常至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后来从未受学而仅依附名势的人也冒称门生，实际就是童仆。故吏、弟子、门生构成了豪族重要的外围组织，汉代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都是四世三公，号称“门生故吏满天下”。��

秦汉豪族的前身多为战国六国豪族的后裔，秦朝的灭亡差不多全是由于六国豪族的反抗。西汉末东汉初，光武帝开国的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也全是豪族出身，其中属于燕赵地区的有：冠恂，上谷昌平人，世为著姓，所将皆宗族昆弟；吴汉，南阳宛人，后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耿弇，扶风茂陵人，先世于汉武帝时自巨鹿徙居茂陵；刘植，巨鹿昌城人，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跟从光武帝；耿纯，巨鹿宋子人，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跟从光武帝。除云台二十八将之外，全国各郡也都有一些豪强大族，其中燕赵地区有清河赵纲、渔阳阳球、涿郡西高氏东高氏等。阳球“家世大姓冠盖，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闲达故事，其章奏处议常为台阁所崇信”。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忤，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