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六章：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重心的北移

2013-9-7 20:17|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原作者: 张京华

摘要: 宋元明清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农业基本经济区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论述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指出，秦汉时期是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基本经济区，三国 ...

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后来演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五代十国有一个十分巧合的现象：十国中除北汉外都居于南方，其中大部分是各自割据一地，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发展，只有吴和南唐、前蜀和后蜀二例是取而代之的承接关系。各国在统治时期，又颇能注意发展经济，如吴和南唐鼓励农桑，吴越发展水利，楚国注重贸易，闽国“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故此南方虽然处在分裂割据之中，农业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奠定了宋代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的基础。而五代则居于北方，其间的关系却是前后承接，前者依次被后者所取代。无论其中哪一朝代又都是疾于征战，对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而且在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兴替中，几乎全都是从太原起兵，而到洛阳或者汴梁（今河南开封）定都。

洛阳有黄河、虎牢之险，汴梁则全然是一个经济都会。北宋时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论建都事，明白表示：“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汴梁位于南北大运河的中枢，便于沟通和控制南方，唐李勉重修汴梁城时曾说：“汴州水陆一都会。”后晋石敬瑭也说：“大梁天下之要会也”，“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后唐虽都洛阳，而郭崇韬也曾表示：“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汴梁处在洛阳的东面，虽不甚远，却具有比洛阳更重要的经济地位。不过它的军事地位却无从谈起。五代虽建都汴梁，并因此而获得了经济上的便利，但其政治军事优势却也因此损失极大。而在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上居于主动地位的，正是北方的军镇太原。凡是先行南下定都汴梁或者洛阳的王朝，都避免不了在不长的时间内遭到被继之而起的太原军事势力攻灭的命运。



早先在唐末时，沙陀人李克用即曾占据晋阳（太原）屡次助唐平乱，中原之兵难与争锋，因此在公元895年被唐昭宗封为晋王。公元907年，黄巢部下朱全忠（朱温）灭唐自立，建都汴梁，并因此定国号为梁，十六年后就被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攻灭。公元923年，李存勖建立后唐，定都洛阳，十三年后被河东节度使（治所在太原）石敬瑭攻灭。公元936年，石敬瑭灭唐自立，定都汴梁，建立后晋，十一年后被契丹攻灭。公元947年，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后定都汴梁，三年后即被后周攻灭。刘知远之弟刘崇原为太原留守，此时自立为帝，建立北汉。北汉至二十六年以后，才被宋太宗灭亡。在短短五十余年中，就有前后四支军事力量在太原兴起，建立政权，麾军南下，屡次控制中原大局，主宰汴洛的政权归属。五代十国时期政治重心的北移，于此显见无疑。

两宋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实际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先是北宋与辽、西夏的并立，后是南宋与金、蒙古的并立。虽然两宋的都城是在汴京和临安，但就全国而论，最有力的政治影响仍来自北方。两宋与辽、西夏、金的关系，始终是辽、金等北方政权居于主动。公元1141年南宋初绍兴和议南宋称臣于金“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时固然已是如此，公元1004年北宋初澶渊之盟北宋与辽国“相约为兄弟”时也是如此，公元1006年和1004年北宋册封西夏皇帝德明为西平王、册封元昊为夏国王时还是如此，兄弟之约与册封的形式都不足以掩盖辽与西夏居于主动，北宋居于被动的事实。辽国以今北京为南京析津府，金国以之为燕京，说明当时的政治重心已从唐后期的河朔三镇、灵武、五代时的太原，重新转移至北京以及北京以北一带。两宋与辽、金、西夏虽为敌国，但从当时的外交和征战中仍可清楚看出全国经济与政治重心南北分置的倾向。其中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两宋对辽、金、西夏的纳贡关系。澶渊之盟以后，北宋每年向辽国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和议以后，北宋每年向西夏纳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绍兴和议以后，南宋每年向金国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北宋方勺《青溪寇轨》中又说当时“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千万，多出于东南”。仅辽与西夏每年接受纳贡就有银绢七十二万到一百万两匹，再加上金国就达到一百万两匹以上，宋朝自己在北部边境地带所花的经费更高达一千万，而唐代中后期每年漕运到京师长安的漕粮也只不过才有粟米一百余万石。这些财物所需大多赖给于东南地区，这就明显说明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轻重倾向是北方居政治优势、经济劣势，南方居经济优势、政治劣势。北方居政治优势，故可以强制索求；南方居政治劣势，故所求不得不贡。

元明清时期全国实现了统一，政治重心位于北方更成为定局。元明清三朝均定都于北京，其中元朝和清朝都因兴起于北方，入主中原以后，即停留在河北平原的北端。明成祖初封为燕王，戍守北方，授有兵权，节制沿边兵马，曾多次率军打败蒙古。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主要出于有利于抵抗蒙古骑兵南侵的军事上的原因，把都城从南宋迁到北京。元明清三朝南方北方没有分裂割据的和战问题，一条大运河鲜明具体地将北方的政治与南方的经济联通起来。克服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北分置的困境，全要依赖这条三千里一线孤单的运河，所以疏通运河就成为三朝政府职能范围之内的一桩大事。元初由郭守敬等人多次修治黄河，并在北京开凿通惠河，在山东开凿会通河。明代由潘季驯督修黄河，筑堤塞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清康熙时以靳辅为河道总督，用疏导和筑堤法修治十年，使得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由元明清三朝对黄河、大运河的重视程度，即可以印证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北分置的严重。

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重心北移，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大转折。在此以前，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一向都是沿着黄河及其支流渭河作东西向移动，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两者基本上是重叠吻合的。在此以后，则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相分离，形成南北纵向的结构以及两个重心的两极化局面。

1 234 / 4 页下一页

分享到：

收藏分享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