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一个北方平原地区汉族旱地农耕文化的历史》
张京华著 第六章:斗转星移,山川不再——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重心的北移
宋元明清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农业基本经济区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论述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指出,秦汉时期是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基本经济区,三国、晋和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至元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迅速地充分地发展,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同时大运河也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将首都与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
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在西汉时不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到唐开元时期也只占百分之四十,而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半数。如果再加上上游的四川,就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宋人袁褧《枫窗小牍》记载,北宋初,承接后周版图,全国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太祖开宝末年并吞南唐、南汉、荆湖、后蜀以后,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并吞吴越、北汉时,又增至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户。此后逐年递增,至徽宗时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及南宋渡江以后,江淮以北悉入虏廷,高宗时户数仍有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余,生息之蕃较徽宗宣和以前仅减七百万户,说明两宋时期的人口始终以南方为重心。在郡县建置上,北宋神宗时全国共二十三路,南方有十五路。全国人口超过二十万的大郡共四十四个,南方有三十三个,其中江浙就占二十三个,而北方只有十一个。汉代全国的县数南方不超过十分之二,这时却大大超过北方,说明南方已比北方稠密。
在农耕方面,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山地区用畬田、梯田的形式开垦了大量山田,用龙骨翻车和高转筒车汲水灌溉,使山顶上也可以种稻。江浙地区河渠、湖泊、港汊遍布,就采取圩田(围田)的形式,沿湖修筑堤坝,将水逼退,与水争田。堤坝上修有斗门,可以开闸引水灌溉。每一圩方圆数十里,仅从宣州到池州就有一千以上的圩田。在太湖周围,直到沿海,到处也都有圩田(沿海则称为涂田)。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十分显著,著名的如江北捍海堰、江南海塘、钱塘江堤、西湖苏公堤,既可防制水患,又可增垦良田。宋人郏亶说:仅苏州一地,“古人治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亶能言者总二百六十余所。”抗旱早熟的水稻品种占城稻也由越南引进江淮流域。在两浙、吴中,水稻可种两季,每亩产量可达二至三石,以至“田值浸贵,故多田讼”。
宋代江南种桑养蚕已极普遍,同时新兴的棉花也已引进到闽广一带。李觏描述当时的盛况:“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萡山立,縔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
所以,还在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已有“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兵食所资在东南”,“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等许多说法。唐人梁肃说唐后期的常州:“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杜牧说三吴是:“国用半在焉。”说越州是:“机杼耕稼衣食半天下。”到了南宋,就又有了“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等民谚。唐后期每年漕运到长安的粟米有一百多万石,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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