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同时,北方由于长年战乱,包括河北、河东直到北宋都城汴京周围地区在内的经济状况明显衰落,人口流失,土地荒废,天灾流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逆转。宋太宗至道年间陈靖上书述说当时的情况是:“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才十二三,税之入者十无五六。”《宋史·食货志》说北宋末年:“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北宋中叶欧阳修出使河北,回来后描述当地的情景说:“河北之地,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卫、德、博、滨、沧、通利、大名之界,东与南岁岁河灾,民不得耕者十五六。沧、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与北咸卤大小盐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至监马棚牧,与夫贫乏亡逃而荒弃者,不可胜数。”欧阳修还指出:“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此时北方的经济是处在遭受破坏和试图恢复的状态,已谈不上发展。北宋时的情形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宋室南迁以后辽金元占据时的残破了。
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出现的,就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已是人所习知,而对于政治中心的北移及其对北方文化的影响,以往论述尚不充分。
如前所述,河北平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盛唐天宝时期达到高潮,成为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一部分,与齐鲁中原连成一片。安禄山所以敢于在河北起兵,未尝不是依仗着河北经济区的农业作为他粮源兵源的基础。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长安的粮食供应才完全依靠南方,安史之乱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中心北移的一个转折点。
一方面,在唐朝都城长安失陷以后,唐玄宗虽然逃避到了蜀郡,但是唐朝的规复却是靠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来实现的。灵武是朔方节度使的治所,唐肃宗在灵武即位说明当时的政治重心已偏向北方。稍后,唐德宗曾经一度避居到终南山以南汉水上游的兴元府(梁州,今陕西汉中),在淮路不通的时候,江南的漕米也由汉水水路和山西陆路北运,但这只是临时性的,当时的政治重心仍未离开关洛一线。
另一方面,唐后期的一百五十年间始终处在长期藩镇割据之中,节度使的建置一度几乎遍布全国。“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而藩镇割据的核心正是“河朔三镇”,其中兵马最强大的是幽州节度使。唐玄宗时,设十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肃宗时南迁青州(今山东益州),号淄青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又称幽州节度使,后兼领卢龙。代宗时,为收抚安史余众,于恒州(今河北正定)设成德节度使,又名镇冀节度使;于魏州(今河北大名)设魏博节度使。幽州、成德、魏博三节度合称“河朔三镇”。其中幽州更三姓,传五世;依附后再叛,传十二世;有九州。成德更二姓,传五世;依附后再叛,传六世;有四州。魏博传五世;依附后再叛,更四姓,传十世;有七州。节度使的职位皆出其自身拥举,不由王命,实同世袭。唐文宗时,杜牧论当时局势,说河北之地的藩镇“王者不得不为王,霸者不得不为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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