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对于战国秦汉时期河北平原的农业经济,并不能估计得过高。在全国范围的农业基本经济区内,只有北部边缘的河内是在黄河以北,而且河内虽然处在河北平原地带,与赵都邯郸相毗邻,但在文化上,它以及在东面的濮阳,与黄河以南的梁、宋、洛阳关系十分亲近,受到中原的较大影响。在以蓟和邯郸为中心的广大燕赵区域,农业发展的水平很不乐观。在《周礼·职方》和《史记·货殖列传》中,始终没有提到这一区域的粮食作物。而在其他地区,却有许多诸如关中“膏壤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齐国“膏壤千里,宜桑麻”,鲁国“颇有桑麻之业”,梁宋“好稼穑”的记载。《周礼·职方》只说幽州“其利鱼盐”,“其谷宜三种”。旧注三种为黍、稷、稻,劳干认为当改作黍、稷、麦。《史记·货殖列传》中同样只是说到燕地的物产是鱼盐枣栗,并有“中山地薄人众”的话。由此可知当时河北平原的中部和东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上古以来沼泽遍布、丛棘茂盛、猛兽出没的自然生态。 到东汉时期,就郡国的设置来看,河北平原的西部一线自北向南设有广阳(即原燕都蓟城)、涿郡、中山、常山(今河北元氏)、赵国(即原赵都邯郸)、魏郡(即战国魏国邺县)和河内(今河南武陟)七个郡国。平原中部一线设有河间(今河北献县)、安平(即西汉信都郡、今河北冀县)、清河(今河北临清)和东郡(即原卫都濮阳)四个郡国。平原东部一线设有渤海(今河北南皮)和平原(今山东平原)两个郡。郡和侯国的治所既是地方性的政治都会,也是农业水平比较高和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郡国设置由西向东逐渐减少,说明在东汉时河北平原的东部和中部尚未开发到与平原西部足以相提并论的程度,也说明直到东汉时期,河北平原的农业仍仅限于若干个点或南北走向的三条直线上。
史念海《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1962)一文指出,事实上自秦至东汉以来,河北平原的东部和中部虽有南北纵贯的陆路交通存在,但相当偏僻。平原东部只有渤海、平原两郡为支点,实际上也很难构成一条通道。除了战国时燕、齐两国交聘用兵及后来秦兵由燕国南下灭齐可能使用过这条道路以外,很难认为它会吸引各地的商贾自由往来。秦时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归来,由齐地北行,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平原津即平原郡跨越黄河的渡口,秦始皇过平原津后,就折向西行,并未北上,说明平原东部的南北道路很难行走。平原中部的境况也相差无几,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未建国时,北行至蓟,适值卜者王郎在邯郸起兵,蓟城响应王郎,刘秀经芜萎、饶阳、下曲阳、下博和信都一线南逃,仓皇落荒而走。史书称其“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充分说明了这条道路的荒僻。
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的发展,以汉魏之际曹操的经营河北,开凿白沟渠、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各渠为转折点。曹操在与占据邺城的袁绍征战时,为了进军运粮的便利,首先开凿了白沟和利漕渠。白沟由今河南浚县境的淇水入黄河之处,引淇水北流入洹水,入口在今河南内黄县境。利漕渠进一步引洹水沟通漳水,其南口在今河北丘县,北口在今河北曲周。这样再经漳水上溯,就可以一路到达邺城。袁绍败亡之后,其子袁尚、袁熙北依乌桓。曹操为了灭绝后患又移师北征,在北征过程中开凿了平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沟通滹沱河和泒水,其地在今河北饶阳县境。泉州渠沟通泃水和潞水,其地在今天津武清县境。滹沱河与漳水下游是相通的,因此平虏渠和泉州渠虽然较短,却得以将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水系贯通起来,形成一条由南到北的水上通道,从而对河北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白沟渠的南口称枋头,因建渠时曾使用大枋木作堰遏制淇水使入白沟渠而得名。东晋时前燕慕容垂都邺,桓温北伐前燕,即曾进至枋头,后因时届暮秋船运不继而退兵。平虏渠的南口称虏口城,石赵和苻秦曾据以为博陵郡的治所。一说唐代姜师度所开平虏渠即曹操平虏渠旧迹,可见诸渠影响之远。白沟渠等渠的开凿,使得漳水上的古都邺城更加繁荣,与洛阳、许昌等处并列为五都之一。同时起初为西汉十二刺史部之一的冀州刺史的治所,也由高邑(今河北柏乡)和邺城东移至信都,并且自北魏以后始终不再改变。北魏隋唐时期四大山东(太行山以东)士族崔、卢、李、郑之首的崔氏也是依据博陵起家。信都和博陵郡都位居平原的中部,说明这一时期河北区域政治和经济的繁荣已经触及到了平原中部的腹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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