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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华《燕赵文化》第一章:上古生态的辉煌梦境

2013-9-7 19:24|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原作者: 张京华来自: 燕赵文化网

摘要: 在北方行走,常常可以见到许多条干涸、宽敞的古河。在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的各个山脚,在华北平原的腹心地带,河道常有数百上千米宽。有时在开阔的河道中间还存留着一道小河,成为河中之河,但是多数地方在多数季节 ...


东汉末曹操《苦寒行》诗说:“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提到太行山上有熊罴虎豹,当非虚写。战国秦汉时期北方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正是沿着现在燕山南麓,西南到达恒山之下,再西越过太行山到达汾水上源。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述,从碣石到龙门之间构成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曲线,曲线以西以北为丛林、游牧区,曲线以东以南为平原、农耕区。战国和汉代的中山、西汉的右北平、唐代的北平都位于这条曲线附近。

 

洪水横流所带来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状况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但是丰沛的水源和活跃的生态同时也是农业发展以至整个人文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尽管这种生态环境本身还不是文明,本身并不构成一种人文创造,而恰恰是人类文明的阻碍,但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活跃的环境,提供了一个挑战的对手,提供了一个标志。洪水横流的生态环境给人们带来了有待于整治、开辟的艰难和逆境,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蓬勃生命力,它是燕赵区域特殊的蓬勃生命力的象征。有了这种生态,文化的发展就兴盛、强健。没有这种生态,文化的发展就扭曲、衰竭。

 

古代燕赵区域的生态环境山高水深,遍地丛棘,猛兽出没,时来急雨,必然要影响到这一区域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心理情感,影响到这一区域的风俗习尚以及学术文化。这种生态环境在全国各大区域中是独具特色的。与西面的黄土高原相比较,仰韶半坡文化遗址和西周的发祥地都在黄土高原上。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是“经典型”的黄土,仰韶文化也以西安半坡文化为典型,西周又是燕赵等诸侯国宗法和文物制度的直接渊源,黄土高原上的文化较华北平原开始得更经典、更成熟。尤其是在农耕方式的开创与选择上,黄土高原由于其土壤的原因和干燥气候的原因,最早选择了旱地农耕作业这种生产方式,选择了当地原生物种小米(包括粟、黍和稷)作为主要粮食作物,从而脱离采集业、游牧业,开创了以“小米群”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华北平原是由次生黄土所覆盖的冲积平原,它的特点是相对暖湿。它既没有“经典型”的黄土,也没有干旱的气候,没有驯化原生的小米,因而也就没有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位。

黄河不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是它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根据已经发掘的上千的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来看,这些遗址大都是沿着黄河的支流或是支流的更小支流建立的,而且都是高出河面十余米到数百米的黄土台地或小丘冈,距离水源虽近,但地势较高,可以不受水患。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甚至淮河和长江流域都是如此。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古代的农业与黄河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华文明起源于众多的小河流域而不是黄河的冲积平原,这与中亚的两河、埃及的尼罗河、南亚的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比迥然不同。但是即使如此,黄河仍然不失其象征的意义,它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的奔腾东归象征着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生生不息。大禹治水的传说意义也在于此,它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开端,是燕赵文化丰沛生命力的象征。“智者乐水”,水就是活力。洪水滔滔,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这就是燕赵文化的灵魂象征。纵观黄河以北平原地区古往今来的历史,如果除开北京人、山顶洞人以及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不论,就有史以来的记述来看,恰恰是大禹治水成为了它文化上的重要开端。此后再到战国时期,最终奠定了它以“燕赵悲歌”为标志的稳定特征。如果没有活跃的近于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态环境,就不能产生出“燕赵悲歌”的文化特征。没有洪水就没有治水,没有猛兽出没就没有李广、裴旻的射虎和《中山狼传》。

 

燕赵人治水的结果,就是在唐代时使其农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农业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但是二者相互比较,农业经济的兴盛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似乎还要小些,倒是那种原始生态意义上的丰沛活力更深地积淀在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内涵之中了。这样一种丰沛的活力,在它旺盛时期,为燕赵之士所深感自豪,为四海之士所憧憬仰慕,而在它的衰颓时期,又为天下所有的士人所追怀,所叹惋。唐人沈既济著传奇《枕中记》,叙述卢生在邯郸客店遇见道士吕翁,自叹穷困,苦于久不得志。吕翁授与青瓷枕,谓用此枕可偿其志。卢生倚枕而寐,梦中果然一切如愿,登第拜相,历尽富贵荣华。及醒,主人炊黄粱尚未熟。卢姓为河北大族。沈既济有史才,德宗时任史馆修撰,撰有《建中实录》十卷。唐德宗时唐王朝与藩镇的冲突最为剧烈,成德、魏博和幽州卢龙三个节度使力量最强,号称“河朔三镇”,建中二年(781)更有五镇连兵的叛乱,而唐德宗锐于治事,对藩镇的裁抑也最为果断。由此看来沈既济的《枕中记》不无所指,其中所说卢生自叹穷困、苦于久不得志很典型地体现出了河北士人对于生命力源泉和古代优良生态环境的希求与无望。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如今燕赵文化的状况离开唐代已逾千年,燕赵区域的气候经过宋代的急剧变化日趋干冷,亦已近千年。山水流变,追述古代的种种记载和传说,遥想孟子所述“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种种情景,令人不禁生出宛若一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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