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竞：中国电影主流观众是屌丝文化阶层

真实不是纪录片的最高价值

记者：您觉得相比于故事片，纪录片的价值或者意义是什么呢?

王竞：其实有一些人在生活中从来不走进电影院。有研究机构曾经做过调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媒体的信任度会降低，尤其是在各种信息扑面而来的网络时代，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比如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会质疑电视上播出内容的真实性，也不愿意置身到电影故事里去接受一些虚构出来的感动，但是纪录片他们会看，因为他知道纪录片有一些地方还是不能撒谎的。比方说我拍一个人的死去，在故事片里我们可能知道这个人过几分钟，导演一喊停他就站起来了;可在纪录片里，死亡是真实存在的，纪录片是一个能让成人认真对待的游戏。所以我觉得一旦故事片和纪录片中间有这样一个本质的界定后，纪录片就有了它自己独特的价值。

记者：刚才聊的话题，让我想到最近微博上一个少年直播自杀的事情，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会不会触及到伦理道德的问题，比如究竟是忠于真实还是顾及人性?

王竞：做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真实是不是唯一目的或者最高目的?有人认为纪录片是为了还原历史，也有人认为纪录片是一种向社会发言的手段，去表达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对他人产生影响。在我看来，真实不是纪录片唯一的目的。真实其实只是纪录片的一个门槛，过了这个门槛之后，再追求真实就没有太多意义。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我面对的桌子、椅子、周边的墙壁都是真实的，但是存在本身并不会感动到他人，一定要形成一种表现力。我的书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发生了一个矿难，灾难中死亡多少人才会令你感到震撼，是20个，30个，还是200个，500个?其实在冷冰冰的死亡数字背后，如何以有力的方式去传达它才是纪录片的力量所在。在一张记录印度化学工厂泄漏事件的新闻图片中，呈现的是在沙土中露出孩子的一小张脸，虽然画面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人，但是它传递出的感染力，可能已经抵得上那些报道死亡上百人的重大事故。

对于纪录片来说，如何调动你的素材，让它形成感染的力量，可能才是纪录片最有特点或者最打动别人的部分。如果看到一个生命在你面前消逝，为了恪守真实而不去干预、不去拯救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对真实的执念，这样的人还没明白纪录片到底为何而生，真实显然不是纪录片的最高价值。

记者：前段时间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但是总体来看，纪录片受到的关注相对于电影还是比较少的，您怎么看待中国近些年来纪录片的生存状态?

王竞：纪录片肯定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因为在今天来说，讨好受众的东西太多了，每天一睁眼，打开手机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扑面而来，你让人们为了获得某种真实或者真相，就坐在那儿盯着荧幕观看好几个小时的严肃内容，可能只有太少的人才能这么做，比如非常看重精神生活价值的人，大部分人是没有那样的专注力和时间的。像《舌尖》这样的纪录片试图把原本严肃的内容加了很多的调味剂，让你能够去接受它，还有一些新纪录片利用了故事片的叙事技巧，甚至把它行为艺术化了，变成一个社会运动，比如《科尼2012》，它实际是为了更好地跟这个时代的人对话，我觉得这种努力肯定是要做的。

再看《舌尖上的中国》，尤其在第二季更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美食只是它的包装，更多展现的是人文风俗，当然争议也比较大，观众反映说好像离“吃”越来越远了。显然，陈晓卿不想把它做成一个菜谱式的东西，试图在这个过程中融合一些价值层面、人文层面的内容，但同时又要有趣、吸引人。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片子产生了这么巨大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跟这个时代对上话了，就说明这是一种积极的改变，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整。

总之，纪录片肯定是得去这种调整的姿态，如果只是坚守严肃的人文价值，你不来看是你没文化，这种姿态肯定慢慢要退出舞台了。

好电影对于社会的意义无法取代

记者：您一直都在拍现实题材的电影，比如《万箭穿心》，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震撼，影片中反映的当下中国家庭的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很真实，春运题材的《一年到头》也是如此。您拍摄这些影片的初衷是什么?

王竞：《一年到头》最早是一个命题作业，找到我时已经有一个本子了，有这样一个故事的基础在，当时那个片子是140万，我要做的就是在140万里完成它，能不能做得更有意思些，所以当时我们对剧本和拍摄手法进行了一些修改、调整。对我来说，你想拍电影，这就是一个机会，若老执念于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可能就错失这个机会了。现在有人找上门来让你来帮他花钱，你可以把自己的观念、立场放进电影里去，这比自己出去拉人投钱更容易。我拍的很多电影都是命题作文，是别人打了一个现成的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具备我感兴趣的基础，也具备修改的可能性，我就会去做，并且尽可能把个人的痕迹留在里面。《万箭穿心》也是如此，投资方找我时拿了现成的小说，如果没有人来找我拍的话，可能我自己不会主动去寻求拍摄这部作品。

记者：这两部电影，最后的成本收回来了吗?虽然是几年前的片子，但我感觉一些文艺院线，比如百老汇电影中心还在不定期点映《万箭穿心》。

王竞：《万箭穿心》到我这边的投资制作应该是350万，不包括他们前期购买版权的费用，从开始做剧本到最后全部制作完，并没有花光预算。这个片子电影频道是200多万收的，电影学院有一个奖励青年教师的基金，另外有几百万的票房，宣发费我不知道是多少，最后基本上是持平的。下线后期的放映主要和跟制片公司有关系，跟我们就没有太多关系了。

记者：您觉得电影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于您来说，拍电影是要传递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么?

王竞：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现在给学生上故事片创作课时，第一章就先谈这个。本来我觉得意义和价值层面的事是个人的私事，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更多应该专注于技巧层面上的增进，但是近年来我越来越不这么看。所以不管学生爱不爱听，我还是得把这个话题讨论清楚。

人们为什么要看电影?这个话题再引申的话，基本上相当于“人为什么值得活着”，这其实是一个话题。人活着是为了给自己的存在寻求一些意义，而意义则是由海量的叙述叠加在一起而形成的，我们可以把意义比作一座大厦，大厦包含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积累下来的全部东西，宗教、历史、艺术、神话等等所有留存下来的人类叙述。在社会这座大厦中，小说可能是其中的一根柱子，音乐、戏剧、电影也是其中的一根柱子。那些在电影史上分量较重的影片，是这个柱子上不可取代的部分，拿掉它这块儿会多一个窟窿，而不好的电影可能是废料，是可有可无的部分，但不管怎样，一部影片也就是一片瓦、一块砖，仅此而已。

但是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从量变导致质变。拿掉一块砖、一片瓦，好像对大厦没什么影响。但是拿多了，尤其抽掉那些很重要、起支撑作用的砖，大厦就会存在坍塌的风险。如果把电影、小说、音乐等等都拿掉，那人类大概会退化回猿猴阶段。所以，电影尤其是好的电影，它们对于社会的价值是不可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