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承德“地标性”现代诗写与 诗人的文化使命

        在本诗集中，这样可感的形象化，进而化为形象力的表达比比皆是：“两座拱桥，连接三条飘带／一个微风和煦的下午/一只蚱蜢舟/让这幅水彩画动了起来/估计当年康熙、乾隆都没有想到/沿着自己当年的御路/每一位游人都可以/走进自己的深宫”(《芝径云堤》）、“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院落/所有的摆设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让人唏嘘不已”(《水芳岩秀》)、这是“康熙三十六景最后一景/但是故事到此远没有结束/那些花团锦簇的下面/有多少往事，像这人去楼空的亭子/让我们深思和凭吊”(《水流云在》)、“大厦将倾的时候，青砖是无辜的/能够看见的坍塌可以挽回/看不见的/在地基以下/皇帝与宰相都无法听见青砖的呻吟”《勤政殿》)、“大船往湖的深处去了/二百多年过去/码头都重修了两回/我依然觉得此情此景/比梦还轻，像一片鸿雁的羽毛/漂在水面上”(《青雀舫》)。

        尽管在七月诗派的理论建树中，形象化和形象力有着严格意义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诗学探索，两者并未共生并存，恰是各有取舍，而在王琦的诗歌创造中，他总是能够以融合之姿、化合之态，将承德“和合气象”发扬光大，烛照诗意与人生，自信地收获着品相独一的诗歌创作风貌，既赋形于承德山水园林感性形象的眼睛爱抚般的坚守，又在灵魂的交通中内蕴着举重若轻的感人力量：

        其实历史和现实

        就如同迈过这座桥这么简单

        看似不经意，都是一首诗

        —《水心榭》

        王琦的早期诗歌，并未取得身份的自觉，更多是在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文化思潮冲击下，在文本中应时代召唤而呈现出知识分子矛盾性的双重探索，一方面是冲破思想禁锢的时代精英意识，一方面又呈现出面对一个敏感时代的内在的迷茫和冲撞，《灵魂去处》中“在斜插过旗帜的地方/站立着一个沉思的人”(《身临其境》)，“但目光就是路啊/抬不起头来/无路可走”(《目光如路》)，这里有着对国家、社会、人生的直接追问，也获得了“有心无心之悟”。但自新世纪之初，开始触网归来之时，尤其是《马在暗处长嘶》诗集创作的时期，尽管还仍然一以贯之有着内在的悲情和忧伤，但已经在日渐自觉并立体化的个性自我中得到疏解，那个时代感召下的知识青年的青涩形象从抒情主体中偏移，那个举重若轻、洞悉世事的容智的王琦，有了抒情主体形象的自觉且渐趋成熟的确认：“远处的大雪漫天飞舞/雪地上一个沉思的人，默默地/面对着旷野”(《寒梅》)。“一个沉思的人”，是王琦真正作为诗人的身份，他从“斜插过旗帜的地方”到“远处的大雪漫天飞舞”，历经了青年到中年的蜕变，但不变且更为自信的是作为“沉思的人”的独立的诗人身份。他的诗人自我，不再是被动和隐含起来，甚至也不需要再借助清醒的对抗：“绳索也涨价了，一个想上吊的家伙自言自语·……”(《灵魂去处·那些年》)来隐藏，或借助无奈的排距：“迟迟写到最后/如果还是动词与形容词的相拥/那么，我宁可不再完成”(《王琦诗选·一首诗》)来退隐，他终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让我想起你，我的王子/一匹白马，正浪迹天涯”(《马在暗处长嘶·我读懂了一场雪》)。从心开始，随心而安的诗歌王子，这是王琦给自己最好最恰当的身份命名。

        而今，《景行行止——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意》的写作，更鉴照了王琦如同诗人多多一样，“保持诗人身份的唯一性和纯洁性，将自我完全寓于诗歌之中”。这或许可以看作，他献给自己即将步入退休生活的一份厚礼。在这本诗集中，王琦更为纯粹和透明，他一边固守着作为“浪迹天涯”归来的诗歌赤子的自由和沉思，一边在承德历史这一血脉相连的文化联系中发现诗歌新的可能性，并让一个诗人的身份，在“避暑山庄”这一特定历史文化场域中，既有意象的呈现，又有文化的定位。诚如德成师兄在《序·胜景之下，诗意栖居的菩提》中所道出的：“王琦的诗歌，拨开看似粗线条的表象，你会发现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灵动内核在成熟中跌落。他正用诗情的命格，完成个人主体意义上的救赎，以期对得起这片生于斯养于斯的‘洞天福地’”。

        “我”作为抒情主人公，诗人的主体身份最为饱满。“我”的立场并不做廉价的抒情，而是巧用活用小说手法，让“我”成为一位叙事、造境的高手，很多题景诗，都是一篇小小说，或者是一幕情景演出，充满了鲜活的历史细节和画眼睛、勾灵魂的笔墨趣味。比如王琦在题写康熙大帝的《梨花伴月》和《长虹饮练》，乾隆皇帝的《颐志堂》和《凌太虚》时，都是在“我”的讲述中徐徐穿越时空，缓缓打开一幕幕帝王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的康乾二帝，有“漫天的月色/一树树梨花”美境中妃嫔赏月的惬意，亦有“一条彩练舞在空中/如同巨龙俯身饮水”“佛祖端坐在莲花瓣上”幻境中心执莲灯的顿悟，有“这是他与爷爷一脉相承的地方/喜欢在颐志堂中博览群书/找寻治国之策”视镜中祖孙相携之乐，亦有“人间与仙境/以此亭为界/进是太虚之境，退是人间烟火”心境中登高望远的释然，其中“我”只是一个叙述者、见证者，从容余裕地把诗歌的抒情特质，转化成一种透明体，干净，内敛，又不失点头颔首的会意，不言自明，不喻自清，“一定有诗人主体身份意识在诗歌中的呈现，除“我”之外，还聚焦在康乾二帝的“君王”意象上。传统诗学中的“意象”，带着日常丰富鲜活的图景却又具有得意忘言的共情特征，王琦颇具现代情怀的诗歌之“王”，让他能够在进入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写的时期，完全自主而有意识地完成了君王的民间化，赋予一个历史上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承担着普通人的生命感知：“坐在湖边/眯着眼睛，在自我陶醉中/像一位民间老人/忘了自己的天子之身”(《无暑清凉》)、“此时的康熙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许慈爱/像一个跨世纪的老人”(《甫田丛樾》)、“它们曾经围住过一盘炉火，一个老人/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朝廷”(《勤政殿》)。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中，有着解不开的“老人”情结。老庄乃儒道至圣，村叟、田父、渔翁、樵夫都是中国诗词绘画入境的老人，“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更是独属老人的境界，老人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隐喻和象征。于已逝的历史而言，盛世帝王与老人皆有着人生了悟者的智慧和传统文化的启示性。显然，王琦有着天生诗人的敏感又敏锐的特质，他知道，有时候君王的心路历程是需要大胆假设的，在这些诗作里，王琦有时候就是康熙，有时候又是乾隆，仿佛康熙和乾隆也有着相同的身份置换，有时是君王，有时是诗人，他们视为知己，互为同类，在与自我的对话中心怀天下，贤明通达，又任心随性，平凡普通：“站在这群山之上，脚踩四面祥云/凡夫俗子/也会有一览众山小的胸怀/何况一国之君”(《四面云山》)，“马背上，仅仅一墙之隔/一边是想象，一边是现实/有时君臣之间，又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丽正门》)。他们同呼吸，共悲欣，感同身受：“无一例外/必定来这里驻足一会儿/只为能看到冰雪之中的偶像”(《南山积雪》)，“随口品评：逸少哇逸少/你如果看到这一景观，是否会觉得/曾经的往事不过是虚名？”(《曲水荷香》)，“而他自己/如同一位世外高人，沿着/一条梦中的小路，转身离开”(《采菱渡》)，“只有这两千多年的距离/让我忽悠一下/从皇帝的梦里又变回到平民百姓”(《清晖亭》)。在历史的名胜古迹前，王琦有时候既是灵魂的探险者，也是一位清醒理性的研学者，在与他者的讲述中点化命运，让时间做出应有的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