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燕赵文化》第十三章：商代子姓燕国与周初姬姓国

2013-9-8 16:17|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原作者: 张京华来自: 燕赵文化网

摘要: 秦汉以来所传文献中燕国的“燕”字均作“燕”，但是西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燕国的“燕”字均作“匽，战国时又加邑旁作“郾”。于是遂有人认为“匽”当是“燕”的本义。其实“匽”仅为“燕”的假借字，方濬益《缀遗斋彝器 ...

以上考古发现中，署名“④”、“匽”、“冀”、“ █（上孤下日）竹”和“长”的氏族徽号和方国名交错互见，以至同文连写。从地域上看，辽宁凌源、喀左的铜器出土前后有三次，其相隔的距离也不远，马厂沟北距北洞村十五里，小城村距北洞村约四十里。北京的铜器出土前后有两次，董家林距芦沟桥约五十里，而涞水、易县距此也都不远。北洞村与董家林一夹燕山之南，一夹燕山之北，均不出旧燕地的范围。仅此看来，“④”、“匽”、“冀”、“ █（上孤下日）竹”、“长”、“邶”诸氏族或方国之间保持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也是势所必然的。

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1991）认为商代燕国（燕侯）是土方集团的一部分，“④”释为“屠”，是戎狄集团之一：“匽”字为原型字，用“燕”代“匽”在秦以后。提出“匽”既为燕，“④”就不可能同时也是燕。这是对“④”“匽”同文连写的很大误解，和认为黄帝之后与召公二国不可能同封一地的观点相似，都是在以西周初封七十余国的情况来观察商代之事。其实商代的真实状况，依以上所述，就如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所说：甲骨文中“有名的城主，也就是甲骨文之所常见的各氏族”，“殷商王朝每个氏族都有食邑，所有的氏族就是城主，也就是诸侯”。“所有的侯亚，在甲骨文里有时称‘侯’，有时称‘氏’；甲冀骨臼诸种刻辞所见的某氏，在卜辞里有时称‘某侯’，有时称‘某族’。可见侯、伯、男、田、亚一类封建的爵名，都是氏族的别名，或为氏族的扩大”。就此而论，商代的氏族名同时也就是它的封爵名、国名以及所在城邑的地名，有多少著名的氏族，也就有多少著名的方国。而商代氏族的数量，仅在甲骨文中就已发现了二百个以上，足见商代方国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

这种情况到西周初年时，大约在一段时期内仍有延续，只是在经史典籍中缺少记载，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余国，章章可纪者不过十四国，见于《史记》世家的同样只有吴、齐、鲁、燕、管、蔡、曹、卫、晋、宋、陈、楚、越十几国，这就容易使人形成封国都是大国广众的错觉。

商末周初北国的“燕”为什么称“④”又称“匽”，为什么二名要重复连写，其原因可能如祖乙所居之庇，是庇、邢、耿一地三名，更可能是像武丁以后的殷一样，是殷、商、衣一地三名。甲骨文中有“商”字、有“衣”字而无“殷”字，王国维《殷礼徵文·殷祭》谓衣即借为殷字，郭沫若《卜辞通纂序》进而提出甲骨文中的“衣”当即武陟之殷城（安志敏、陈志达、江秉信认为衣在安阳附近），说：“知衣为殷城，卜田于此地之辞极多，盖殷人设有离宫别苑于此。故其国号本自称商，而周人称之为衣，后又转变为殷也。”彭邦炯解释“④”与“匽”的名称差异说：“召公奭封于燕地，但这里原有商人燕（④）氏的力量仍然不小（商亡国后旧贵族逃往北方便说明这里原来商人的势力比较强大），只好保留商人原有的④（燕）氏，只要臣服于周人的统治就行了。这种策略是周初常用的，即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维持商族人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只要服从周人统治，纳贡臣服。而召公的国名恐怕是觉得如用商人的④，不仅与原有商④不好分别，而且商人是亡国者，因而不便用④作为自己的国名，只好另创一匽字。这个匽字甲骨卜辞中未见而始见于西周金文，应是周人编造的一个字。其字‘像燕之匿于巢也’，召公用此匽，原来可能有在此安居下来之意。”这一见解是十分精到的。商人称商为商，称燕则为④；周人称商为殷，称燕则为匽。二者的原由是非常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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