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科书：删得掉的文字　删不掉的秘密

与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这些文章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删改好，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文简称 “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前主任庄文中告诉本报记者，“课文删改工作在叶老一手主持下完成。”

叶老即叶圣陶，初中课文《苏州园林》的作者，当年考试时，大家只要写出他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就算答对。但他的体制内身份其实更为耀眼，1949年解放后，叶圣陶被毛泽东指定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主持新中国教材编写大局。

左翼文人出身的叶圣陶直接操办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学语文课文的编选，并定下规矩。“入选文章要加工，思想内容要加工，语言文字也要加工，”庄文中回忆说，“思想内容是排在第一位的，文章要符合时代标准。当时的首要标准是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主流。”

按照这个标准，《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显然是不符合的，“那个年代，女同志别说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脐都要受批判。”庄文中解释，叶老不是过于保守，而是较真“原则问题”，至于《口技》中的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同性恋，别说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当时入选课本的外国作品多选自苏联与欧美，与原文亦有很大出入。庄文中回忆，叶圣陶的严谨是出了名的，每改一篇外国作品，都会请一名翻译家、一名语言学家到人教社开小会，桌上摆着原文、译文，念一句，改一句。与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难怪这让半世纪后的网友们考据《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时无比迷茫，尤其是前者，连叙述形式都由原来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了。

因为标准的严苛，当时大动干戈的删改非常普遍，被改文章的作者还都是当年中国文艺界的大腕——更确切地说——基本都是左翼文化圈内的大腕。改完后，叶圣陶逐一寄给作者，茅盾、巴金、丁玲等作者迅即一一回复，对修改表达感谢和敬意。“要知道，多少腕儿的处女作都是经叶老之手发表的。”庄文中说。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这一如今出版业想都不敢想的罕见景观真切地在那一心奉献不图回报的年代里发生着。“作家们更多地将入选教材视为至高荣耀。”庄文中说。

也有一丝毫毛都不能动的文章，譬如国家领导人和鲁迅的文章就不能改。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编辑们认为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并不是每次请示都能通过。编辑部曾删节过胡YB一篇关于思想解放的文章，因为原文实在太长。文章上交审查时，有关部门不同意，最终没有进入课本。

鲁迅的文章最让当时的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庄文中说，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记”虽然用错了，也没改成“纪”。

这一度让后来的80后们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刘倩记得，当年老师勾出鲁迅文章中N个“通假字”让同学辨别，其中就包括“记”字。内容难懂，连字也难懂，鲁迅在80后心中高山仰止的大师形象多少和这有关。

尽管慎之又慎，人教社还是犯过觉悟错误。1950年代初入选的朱自清另一作品《背影》，文中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遂被拿下，直到1960年代初才恢复。

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毫发不动，此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更像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爱党爱国、坚贞不移、人品高贵、思想主流，就是缺了点“人”的趣味与女性的审美愉悦感。

长大后，“觉醒”了的80后们开始对这点耿耿于怀，在开心网、校内网等80后大本营中，数万同龄人参与了当年作文模板的投票，高居榜首的习惯用语充满了当年语文课本的影子——

“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张海迪大姐姐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

刘倩们的上述烦恼简直“奢侈”。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前辈们，面对的又是怎样的语文课本——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至1965年“文革”前夕，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人教社紧随中央精神，将中学语文课本全盘政治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与教育部副部长还坐镇人教社躬身指导工作。尽管叶圣陶主持修订的经典文学作品仍有保留，但当年的中学语文课已基本没文学和审美什么事了。

　　高中三年制教材中光毛泽东文章就二十多篇，和毛泽东文选差不多，此外还有《人民日报》社论、某省省委书记谈话，如《天不下雨不靠天，有水丰收万万年》、《伟大的理想实现了》、《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