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劝学篇（全）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请言其实：三代有粟米、布缕、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最称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创丁口之钱、汉行算缗之法、隋责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有手实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明万历行一条鞭法，丁、粮尚分为二，明季又有辽饷、剿饷、练饷。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顺治元年，即将前明三饷除免；康熙中，复减江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三年，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江省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减江南漕粮五十馀万石、浙江漕粮二十六万馀石。初制已宽，损之又损，是曰薄赋，仁政一也。

前代赐复蠲租，不过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免天下钱粮八次、普免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蠲缓，无年无之，动辄数百万。损上益下，合而计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宽民，仁政二也。

历代赈恤，见于史传者为数有限，或发现有之仓，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灾，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益以官廪；曾巩仅请赐钱五十万贯，贷粟一百万石。杭州之灾，苏轼仅请度牒数百道。本朝凡遇灾荒，仁恩立霈，动辄巨万。即如光绪以来，赈恤之举岁不绝书。丁丑、戊寅之间，晋、豫、陕、直之灾，赈款逾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辄数百万或百馀万，从古罕闻。以今日度支之匮乏、洋债之浩繁，而独于赈恤之款虽多不惜，甚至减东朝之上供，发少府之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博济。是曰救灾，仁政三也。

前代国家大工大役，皆发民夫行赍居送，官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之工无论矣，隋造东都，明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骚动，死亡枕藉。以及汉凿子午、梁筑淮堰、唐开广运、宋议回河，民力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给雇值，即如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则千馀万，皆发库帑。沿河居民，不惟无累，且因以赡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买民物，名曰和买、和籴，或强给官价，或竟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最为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苏杭织造、楚粤材木，发帑购办，商民吏胥皆有沾润。但闻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者矣，未闻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者也。子产述郑商之盟曰“无强贾，无丐夺”，于今见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贡，唐虞已然，汉之龙眼荔支，唐之禽鸟，明之鲥鱼，皆以至微之物，而为官民巨害，其他贵重者可知。本朝此义虽存，所贡并无珍异，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荔之属，江南贡笺扇、笔墨、香药之属，湖北贡茶、笋、艾葛之属，他省类推，由官发钱，不扰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需木石、金锡、丹青之物，征发遍九州，搜罗穷山谷，致雁荡之山由此开通，始为人世所知，史书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兴花石纲，破屋坏城，等于劫夺。民不聊生，遂酿大乱。今内府上用，民不与知。是曰减贡，仁政六也。

前代游幸最为病民，汉、唐、宋以来，东封西祀，四海骚然。若明武宗北游宣大，南到金陵，狂恣败度，尤乖君德。至于秦、隋，更无论矣。本朝屡次南巡，亦间有东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观民为主，勘河工、阅海塘、查灾问民瘼、召试求人才，所过郡县必免钱粮。其桥道供张，除内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监商，或豁免积亏，或予以优奖。至今旧闻私记，但道其时市廛之丰盈、民情之悦豫，从无几微烦扰愁苦之词。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发民兵，汉选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劳关辅之师以讨南诏，田园荒芜，室家仳离，死伤过半，仅得生还。唐之府兵、明之屯卫，书生称为良法。然而本系农夫，强以战斗，征戍之苦，愁怨惨凄。司马温公尝论之矣，于忠肃尝改之矣。北宋签官军，刺义勇，练保甲，当时朝野病之。本朝军制不累农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绿营，嘉庆以后参用乡勇。其人由应募而来，得饷而喜，从无签派之事。是曰恤军，仁政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