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从开元年间起，唐玄宗喜爱音乐，置宫中梨园，到处搜罗歌曲、舞蹈，以及各种词谱，有首渔民演唱的歌曲也被收集进宫了，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摸鱼儿》。
此曲虽然在民间不甚出名，但到了皇宫，经过李隆基一番精心修改，已是一首名曲了。修改后的曲子摈弃了渔人那种萧远和浪漫疏旷，变成了一种低沉跌宕之音，多用来表达沉郁委婉的心情和苍凉绵长的词意。其曲特点是：长调的音节，曲词用“欲吞还吐”的吞唱式组成。在开始就运用一个上三下四的逆挽句式，再加上前后阕又都使用了三言短句，接着一个上三下七的特殊句式，从而呈现着一种低佪往复、掩抑零乱的姿态。韵位安排又是那么忽疏忽密，显示着“欲语情难说出”的哽咽情调，而且必得选用上去声韵部，不能像用入声韵那样可以尽情发泄，使人低吟浅咏。
由于本曲的特点，所以很受常年锁闭深宫里宫女们的喜爱，经常选用其曲倾诉衷肠幽思。逐渐失去了百姓民间歌谣的韵味，因此倒不被民间所闻了。此曲后来蹿红民间，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为“苏门四学士”（另有北宋诗人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
晁氏为北宋名门，文学世家。高祖晁迪，赠刑部侍郎。曾祖晁宗简为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赠特进吏部尚书。又高叔祖晁迥，宋真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傅。迥子晁宗悫官至参知政事，可谓名重一时。补之族叔晁端礼（1046—1113），字次膺，词人。常与补之唱和。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进《并蒂芙蓉》词，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与万俟雅言（咏）齐名，按月律进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未及供职即病逝。著有《闲适集》、《闲斋琴趣外篇》。由于世族的逐渐衰落，补之父晁端友仅做过上虞令、新城令之类小官。
补之堂弟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诗人。早年师事著名诗人陈师道，隐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6人之一。其诗“专学老杜诗”，（《紫微诗话》）笔力雅健，风格高古，为刘克庄、王渔洋等诗家所称赏。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其子晁公武（约公元
1105—1180年），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补之从弟晁咏之（生卒年不详），字之道，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著有文集50卷，已佚。其他，如其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晁补之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学习刻苦，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有个故事可以说明他的聪慧与学习的态度：有一次他与叔叔晁端禀出外游玩，看到了墙上有一面石刻文章，大概有1000多字。他叔叔就问他：“你背会这篇文章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比试一下好吗？”他同意了，于是晁端禀喊了声：“一二，开始！”两人就开始了背诵，不大一会儿，叔叔问他：“好了吗？”他点点头说：“嗯，你先背吧。”结果，晁端禀一字不差地背了过来，他自己背错了两个字，以后，他便经常用这件事勉励自己，学习更加地刻苦。
少年时代的晁补之随父亲游官四方，曾一度寓居洛阳。治平元年（1084），他十二岁时，从父仕会稽（今浙江绍兴），过曹娥江，游上虞观海。此后一直在江南各地，历仙览胜，开拓了胸襟和眼界。
17岁的时候，晁补之跟着在杭州做官的父亲一起外出，一看到杭州这天堂美景，他高兴坏了，当即铺纸濡笔撰写了一篇《七述》，并在一个巧合的机缘，把它呈献给当时担任通判一职的苏轼，真诚地请求东坡给予指点。苏轼原本也有写作与此相关文章的意念，当看了小晁补之这篇文章后，便取消了写作计划，并感叹道：“唉，想当年，我也是想写此类题材文章的，但现在你已把它写得这样好了，我就没有再去动笔撰文的必要了。”苏轼称赞他：“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这件事，使他的文名震动了整个杭州城乃至京城开封。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晁补之27岁时，进京赶考“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几次考试，都是第一，现在高考中弄个文科理科第一名，便轰动全国，名校纷纷来抢，那时候一连几个第一，可能比这个名声更大吧。结果，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意思是他的这些文章风格精深凝重，可以一改当时的浮浪浅薄之文风，接着就任他做了澶州司户参军，后来改充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哲宗即位，高太后执政，旧党得主国事。晁补之被召试京师，除太学正，不久又以执政李清臣荐堪馆阁，经考试后，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
此时，苏轼在朝中任翰林学士，黄庭坚、张耒等俱供职馆阁。他们几个在一起脾气相投，经常诗酒酬唱，晁补之度过了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他才气飘逸，文章温润典雅而富有文才，凌丽卓奇出于天成，与秦观、张耒、黄庭坚被称为“苏门四学士”。不过，侃归侃，只能浪费时间和银子，终是穷官一个。他虽居官京师，却因生性清孤耿介，不会捞钱，一直未能摆脱穷苦的困扰，过得很清贫。元佑五年，他终于因为校书郎官奉微薄，不足于赡养自己，打报告要求到外面去做官，最后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任命他到扬州做了通判。但两年后又被召还朝，照样还是清官一个，没有挣了什么钱。回来后被任命做了秘书省著作佐郎，也就是个秘书职务吧。那时间。朝政开始有了动荡，正是哲宗亲政时期，但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到了元佑年末、绍圣初的时候，宋王朝政局开始出现了大变化，那时候章惇掌权、提倡绍述之说，改良朝政，于是就分成了新党、旧党两派势力。由于新党的复起，便开始驱逐老的大臣。晁补之也受累离开京师，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任济州知府（今山东济南）。
从这时候起，倒霉的命运就开始降临到他头上了，他陷入了历史上著名的一宗大案中。新党章惇、蔡卞等人，打着宰相王安石的“革新”旗号，排斥旧党，黄庭坚便是他们打击的第一个对象。上面已经提到，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四人都是苏轼的弟子，号称“苏门四学士”，而他们也参与了一本书的编纂工作，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神宗实录》。这可是为皇帝做的传记啊，那些人挖空心思，从这本书里找出了很多所谓的问题。据《黄谱》云：“按《国史》，十二月丙申，三省同进呈台谏官前后章疏言，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宁以来政事，乞重行窜黜。及国史院取会到编修官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事。”
哲宗受到了挑拨，当时也很生气，于是“上曰：‘文字已尽见，史官敢如此诞慢不恭。’章惇曰：‘不惟多称得于传闻，虽有臣僚之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传闻修定，欺诞敢尔。’”
于是，黄庭坚被抓起来了。为了罗织罪状，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等人广泛地收集千余条认为是诋毁之语的材料，但绝大部分查无实据，最后剩下三十二事，也是有影无踪之事，没有办法了，蔡卞等抓住了一条，说书中有句话“铁爪治河有同儿戏”是攻击先帝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熙宁年间，皇帝批示治理浚河，在这次工程中，有个叫做李公义的，可能类似现在的工程师吧，看到用铁锨簸箕挖泥太慢也很困难，就发明了一种机器，用铁铸造了一个与龙形差不多的东西，由船载着走，把泥带起来，用这样的方法来疏通河道。按现在说，这个应该是专利啊，提高工作效率，应该奖励的。可那时候思想都比较封建，看不起新兴起的这个东西，再加上这个铁爪可能设计不完善，虽然经过了宦官黄怀信的改进，把铁爪加重了，可河床高低不平，依旧没有什么效果。《涑水记闻》载：经过“金堤司管勾官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试验之，皆言不可用。……是时，天下皆言浚川铁杷、龙爪如儿戏，适足以资谈笑。”
可这个发明是宋神宗批准的啊，你书上说“铁爪治河有同儿戏”，难道宋神宗是孩子吗？这可是谩骂先帝，有杀身之罪啊。但黄庭坚是出于尊重历史，根据当年记载，且亲眼所见写的，所以他并不害怕，直言回答：“对曰：‘某时官北都，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我都亲眼看见了，是事实啊，弄的蔡卞等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案子就牵连到了晁补之，他也是《神宗实录》的编辑之一。结果，黄庭坚被贬入蜀，晁补之敕降通判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但晁补之到了被贬的地方以后，一看又做不成官了，为什么呢？他的老丈人杜纯的弟弟杜纮在那做官呢，正任着那地方的知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朝廷为避亲嫌，改差他为亳州通判（今安徽亳州）。列位看官，说到这里，某家不免插上一句，那时候，为了避嫌，连与老岳父的弟弟这样远的亲戚也不能在一起做官，制度何等严谨啊。
闲事休管，只说故事。后来，朝廷纷争倾轧继续缴烈。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新党追查迫害元佑旧臣。当然晁补之也跑不了，于是，他又被贬监处、信二州（今浙江丽水），做个什么官呢？“盐酒税”、税务局干活了，他不敢不去，只好匆匆的赶去赴任。不料，刚走到丹阳途中，母亲杨氏夫人去世了，所以就没有去就任，回家奉灵柩还乡，服丧家居。到了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因嫌巨里地方低卑贫薄，他便迁居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城东。第二年守孝满了，又出去做官了，看来与现在差不多，只要进了一个系统，调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他这次去的是信州（今江西上饶）还是在“税务局”任“盐酒税”官。
一年后，政局起了变化，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皇太后听政，又开始起用元佑旧党。晁补之被赦，终于不做税务官了，调离了原单位，重新被召为著作佐郎，官复原位。到了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他又升了官职，被授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哲宗实录院检讨官、神宗国史编修官。他已经害怕再被整，就再三上表辞谢而要求外任，宋徽宗不答应，他只得做了吏部郎中。那年七月的时候，苏轼病逝了，他悲痛异常，用一腔真挚情意作了《祭端明苏公文》，这里不再多叙。
然而，政局变幻难测。在皇太后去世，徽宗又绍述熙宁、元丰，改元为崇宁，这个时候党论复起。元佑年那些老臣与司马光、苏轼等又被控为“奸党”，晁补之自然也在其中，又被赶出了京师，到河中府任知府去了（今山西永济）。在那里，他做了很多好事，修桥以便民，官廉清正，为民做主，平反冤案，后来有的百姓画像供奉他。任职才几个月，他又被任到湖州任知州（今浙江湖州市）。这时候，京中朝廷局势急剧变化，继续追查旧臣旧党。晁补之有历史问题啊，档案里有记载的，虽然不在京城，也跑不了的，于是，不能在关键地方做官，先是在秋天由吏部改任密州，没几天又改任果州，总之，越改越远越偏僻。
就这样还不放过他，在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九月，宰相蔡京又找后账，总结了司马光、苏轼等人一百二十人罪状，称之为“奸党”，黄庭坚、秦观、晁补之自然都在其中。于是，晁补之就丢了官，返回了金乡的家园，这时候他已经五十，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废黜生涯。由于他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多处漂泊，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归隐乡里后，“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就生出来《迈陂塘》的故事。
想那晁补之，乃是一个文学多面手，能在当时世上被称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在诗、文、词均受推崇并达到顶峰的宋代，晁补之在这三方面均有突出建树。他的诗词传流下来的达160首之多，作品不拘一格，涉及的方面也很多，写景、咏物、赠赋、悼亡等方面应有尽有，而且后期作品多饱含着忧国忧民的家国之思，对当时后世都有不小的激励作用，其名句：“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传”曾传诵一时。文字传流甚多，有：《宋史•气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均遭禁，现存的仅有《鸡肋集》七十集，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编成刊行于建阳。有明晁瑮本、明嘉靖三十三年重刊宋庆元五年黄汝嘉本、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依宋本重刊本、四部丛刊本。另补之间现存一百六十余首，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旧钞《鸡肋集词》一卷本、旧钞《晁补之乐府》一卷本、清道光十年晁氏裔孙贻端刊《晁氏丛书》本、涵芬楼刊林大椿七卷本、吴昌绶煦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晁氏琴趣外篇》校点本等。
他的诗词代表作有：
摸鱼儿•东皋寓居（买陂塘、旋栽杨柳）
黄莺儿（南园佳致偏宜暑）梁州令叠韵（田野闲来惯）
金凤钩•送春（春辞我）
水龙吟•次韵林圣予惜春（问春何苦匆匆）
盐角儿•亳社观梅（开时似雪）
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黯黯青山红日暮）
忆少年•别历下（无穷官柳）
临江仙•信州作（谪宦江城无屋买）
洞仙歌•泗州中秋作（青烟幂处）
于此，我们就要回叙他的词：“东皋寓居，《买陂塘·旋栽杨柳》了。他回到家乡后，自己反悟过去，虽然心中不平，倒也逍遥自在。他买了一块叫做“陂地”的旧池塘，自己画图设计，招募工人，亲自操锨执箕，参加劳动，修葺了东山“归去来园”。
建成后，他看着满园的景色，心潮起伏，诗意顿起，突然想起了《摸鱼儿》那“欲语情难说出”的哽咽情调，疾笔泼墨，融进自己的思绪，在其音调基础上稍加增减，即刻，便做出了一首千古名词。本词借议论抒怀，情真意挚，气势豪迈，流转自如，一气贯注，引人共鸣。词巾先是描述归来园的清丽景色，充分呈现啸傲风月、寄兴诗酒的意趣襟怀；过片转而悔痛年轻时徒然为馆阁侍臣消磨岁月，接着迭用旧典说明儒冠误人，一时的荣华显赫不足恃，总不如及早归隐高蹈的好。文笔质率径直，酣畅奔泻。他深感今是昨非，对自己曾跻身官场、虚掷时日表示后悔。最后落得开函对镜，已是白发种种，最后总结出：功名如过眼云烟，终为泡影的观点。
此词一反传统词家所谓“词须宛转绵丽”的常规，慷慨磊落，直抒胸臆，辞气充沛，感情爽豁，词境开阔，颇富豁达、清旷的情趣，与作者的恩师苏东坡词风上一脉相承，因为此词开头便提到“买陂塘”三个字，后人便称此曲为《买陂塘》，这就是著名词牌《买陂塘》的诞生。关于这首《买陂塘》词，下面列举的词谱里将一并贴上，故这里不再赘述。
从《摸鱼儿》到《买陂塘》，虽然看起来只是一首词牌的变化，其实，是对人生这首曲子的一种感悟，一种叹息，他由幽怨变成至明，从而引出对人生的探讨。人生是什么，应该如何诊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买陂塘》比《摸鱼儿》曲调的怨忿基础上又增加了激昂和宣泄之音。这也是后代诸多文人在人生坎坷蹉跎之机，偏爱用《买陂塘》词牌来发泄心声的缘故，这些是《摸鱼儿》曲调远远达不到的。这，便是晁补之创造《买陂塘》的重要意义。
曾经听过一些现代的著名歌手，虔诚地唱到50年代流行歌曲“一条大河”时，总是给这首淳朴挚诚的音色加上点娇滴滴的味道。也曾听过著名军旅歌手刘彬唱过京剧，他也总不自觉地将那些有板有眼的倒腔唱得雄浑豪迈。让一些老票友产生出迷惑，这些，都不是刻意而为，虽然都是唱，除了艺术种类不同外，还搀杂上了演员自己的理解和习惯。所以同一个作品，演唱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晁补之创造的《买陂塘》，在另一个人口中又唱出了另一种味道。这个人便是辛弃疾。
辛弃疾，字幼安，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出生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在出生之时，他的家乡山东地区已经沦陷于金人之手长达十三年。父亲早亡的辛弃疾从小便跟随祖父生活。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位爱国士大夫。金兵入侵时，由于家族人口众多，辛赞无法脱身南下，只好留在济南，后来又不得已出仕金国。但他内心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他将这一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为其取名“弃疾”。“弃疾”，正是“去病”之意。西汉有名将霍去病，六次率军击败匈奴，解除了自汉初以来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辛赞是希望孙子能够像当日的霍去病一样，为今日之宋朝驱除金兵，解除危难。
辛弃疾少年时，祖父便常常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在他十四、十八岁时，又两度让他前往金国首都附近的燕山考察军情。祖父的教育、引导在少年辛弃疾的心中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而他自己亲眼目睹的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更加深了他对侵略者的仇恨。这一切，使辛弃疾很早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大志。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英雄。
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这期间，在已经沦陷的北方地区，汉族人民纷纷聚众起义，抗金斗争如火如荼。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毅然举起抗金义旗，在济南南部山区聚集了一支二千多人的队伍。不久，他率众投奔由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在军中担任掌书记。任职不久，他果断地追杀叛徒，赢得了耿京的信任和器重。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人内讧，完颜亮被部下杀死，金兵撤回北方，新的金国统治集团成立。面对义军即将被各个击破的危急形势，辛弃疾极力说服耿京归附南宋朝廷，与宋兵共同抗金。次年正月，他奉耿京之命南下，奉表归宋。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表示承认义军的合法地位。
不料，就在辛弃疾成功完成使命之时，起义军中张安国叛变，勾结金兵杀害了耿京。辛弃疾在北归途中听闻此讯，迅即率领五十多人马，急驰数百里，突袭济州（今山东巨野），在五万金兵营中活捉张安国，并成功劝服营中耿京旧部上万人起义。辛弃疾带着这上万人，成功摆脱金兵追赶，昼夜疾驰到达建康，将张安国斩首示众。年轻的辛弃疾成为了传奇英雄，南宋朝野为之震动：“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之后，辛弃疾被委任为江阴军签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个并不理想的开头，似乎已经预示了他后半生倾尽全力，却始终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
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二年，南宋朝廷在张浚的主持下出兵北伐，最终失败，与金签订了屈辱投降的“隆兴和议”。从此，主和派重新当权，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宋朝廷对金一直俯首称臣，不敢言战。辛弃疾的大半生，就生活在这悲哀的四十多年里。
在低迷、压抑的政治环境中，辛弃疾的抗金主张和复国言论始终不被统治者采纳。不仅如此，来自沦陷区的他还不断受到朝廷中人的猜疑、歧视、排挤。当权者明知他才识超群，却不肯重用。这样，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始终沉于宦海底层，先后担任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府添差通判、司农主簿等一系列无关紧要的“佐贰之职”。辛弃疾满腔热情投归南宋，却遭受如此待遇，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无奈的他不免在词中发发牢骚：“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倦客新丰”）
尽管沉于下僚，辛弃疾却“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期间，凭着对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深刻了解，不断为朝廷北伐之事献计献策。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于乾道元年（1165）上给宋孝宗的《美芹十论》和乾道六年（1170）上给宰相虞允文的《九议》。这两篇政论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和进取方略，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强国措施，显示了辛弃疾经邦济世的非凡才能。然而，这些策论并没有引起统治集团的重视，反倒在文人士大夫中广为传播，赢得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共鸣和赞誉。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任滁州（今属安徽）知府，开始了他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仕宦生涯。他宽征薄赋，招收流民，恢复生产，训练民兵，实行屯田，使荒凉落后的滁州很快就面貌一新。这之后，他又连续担任了好几个州、府、路的行政长官，职位较前十年有了提升。
在地方任上，辛弃疾恪尽职守。任江西提点刑狱，三个月平息茶商武装叛乱；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讨平农民暴动。辛弃疾做这些事时，手段比较狠辣，但他的内心却是矛盾的。他曾上书朝廷，指出老百姓上山为“盗”的真正原因是官逼民反，要想平息人民的暴动，就必须严肃官纪。
面对辛弃疾卓著的政绩，南宋朝廷却加强了对他的防范，频频调动其职务，以免他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会培植起个人势力。湖北任上两年后，辛弃疾被支到湖南，任潭州（今长沙）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在那里他兴修水利，赈济饥民，整顿乡社，创建飞虎军，雄镇一方。一年之后，又被调离，改任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辛弃疾针对当时社会弊端，在地方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触动了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引起了不少官僚的不满乃至嫉恨。淳熙八年（1181）冬，他被人罗织罪名，弹劾免职。对这样的结果，辛弃疾自己也早有预料。两年之前他就曾说：“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
罢官后的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带湖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是作为英雄的辛弃疾失意的十年，也是作为词人的辛弃疾艺术创作大丰收的十年。
回顾辛弃疾南归以来，虽一心抗金复国，却被束缚在后方的大小事务上；虽在地方尽职尽责，准备大有作为，却遭诬陷弹劾，不得不闲居度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这怎能不叫他愤恨叹息？他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躬耕田园，悠然自足；也不能像苏轼那样看透宇宙人生，对一切坦然待之。虽然在带湖的生活表面上淡泊平静，但他的内心却时时块垒难平，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也无法忘记自己年少时立下的雄伟志向。于是，作词便成了他最好的抒泄方式。他将自己的爱国热忱、英雄情怀，以及壮志难酬的悲苦怨愤，都一并寄托于词中。他的词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他痛苦灵魂的真实再现。尽管辛弃疾在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词篇，但只有在带湖的十年中，他才真正从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变为了一个文学家。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经过十年等待的辛弃疾突然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他欣然前往上任。半年后，因原任安抚使去世，他受命兼任福建安抚使。次年春，他奉诏到达临安，受到宋光宗召见。奏对中，他就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布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但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之后，他被留在临安作太府少卿。为期仅半年，便又被派回福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
回到福建后，辛弃疾全力改革弊政，并开始扩军练军，准备把福建地方军队建成像当年湖南飞虎军一样的雄师劲旅。这一系列措施又招来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重回福州不到一年，他被人诬为“残酷贪饕”，再度弹劾罢官。五十五岁的他只能悲唱着“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回到江西农村。祸不单行，回家不久，辛弃疾在带湖的住宅不幸失火，房屋被毁，于是他将家迁到铅山县瓢泉。他在瓢泉的生活，与以前闲居带湖时差不多，终日在游山玩水、纵酒填词中消磨时光。生性豪爽的他本就好饮，这下更时时借酒浇愁，以至“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
辛弃疾在瓢泉的第二次退闲生活，长达八年之久。这期间，他留下了大量词作，数量和带湖时期差不多，不同的是，此时的他更加失望悲愤，作品的感情基调也更加沉郁忧伤。他时常在作品里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抗金经历，缅怀自己的壮志豪情。虽然对现实充满了怨恨，但他抗金复国的理想却依然没有破灭。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十四岁高龄的辛弃疾再次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接到诏令后，他“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黄斡《与辛稼轩侍郎书》），立即赴绍兴就任。
这次起用他的是当时宰相韩侂胄。为筹划北伐，韩侂胄需要起用一些主张抗金的元老重臣以造声势，辛弃疾便成了他的一个筹码。嘉泰四年（1204），辛弃疾应召入朝。然而，宁宗和韩侂胄召见他，并不打算把他留下来主持用兵大计，只是采其名望为北伐装点门面。很快，辛弃疾被派往镇江任知府。
虽对自己不能参与前线抗金战事愤恨不平，辛弃疾到达镇江之后，仍在这一对敌用兵的要冲之地积极备战，很快建立起一支万人劲旅。对于韩侂胄等人不作充分准备就急于出兵北伐，他深感忧虑，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表明了其反对轻率冒进的态度。
不管辛弃疾抗金复国的意愿多么强烈，对国对民用心多么良苦，朝廷始终没有真正信任他。在镇江任上仅仅一年多，又因人诬以“好色贪财，淫刑聚敛”，他第三次被弹劾免职。开禧元年（1205）初秋，辛弃疾孤独凄凉地返回铅山瓢泉。
开禧二年（1206）五月，南宋正式下诏伐金。不出辛弃疾所料，宋军很快全线溃败。山穷水尽的南宋朝廷只好再次向金求和。金人提出，以韩侂胄项上人头作为议和条件。韩侂胄恼羞成怒，想再次对金国用兵，他又想到了辛弃疾。
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奏请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令其立即到临安供职。诏令到达铅山时，辛弃疾已经一病不起，他赶紧上奏请辞。就在此年九月十日，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含恨而逝。相传他在临终之际，还大喊数声“杀贼！杀贼！”
辛弃疾词现存六百二十多首，都是归宋之后所作。他被后人视为宋词发展中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不仅因为其作品数量巨多，并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更因为他在词的创作中大胆开拓创新，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辛词风格以豪放为主，但也不乏婉约、平淡、清丽，甚至缠绵者。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从词的内容来看，辛弃疾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在苏轼手中，词的题材开始由传统的“花间”、“尊前”扩大到诗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辛弃疾进而将一切可写之事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他写政治，写战斗，写友情、爱情、家国之情，写山川景色、人生哲理，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
后世之人对辛弃疾的评价也非常高。清人王士《花草蒙拾》曰：“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言：“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辛弃疾也借用《买陂塘》的曲子，在上饶的博山上以自己的理解也写出了一首词：“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看眉似是羲皇上，直作太虚名汝。溪上，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一杯谁举？笑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须记取，昨夜龙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依然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许，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送我远游赋。”
这首词，一改《买陂塘》的悠然美静之音，换成了拍案的昂扬。不是单纯地摹拟自然山水，而是富于想象，赋予大自然以人格，把写景和咏物揉合在一起。由于寓意深刻，感情炽热，形象生动，渗透着对国家兴亡和作者本人身世的感慨，所以读后感到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同时又兼有磅礴的气势，这首词写得诡异奇特，与石之“怪甚”十分相称，所以后人称这首词为《山鬼谣》。
无独有偶，如同一首歌的回转蜿蜒一样，在元代的一位诗人，也用自己的理解，写出了更特别的一种风味。这个人就是元朝的李冶，他与某家是同乡，而且是古今诗人中的一个另类人物，于此不得不提。
李冶(1192-1279)是中国古代数学家，原名李治，字仁卿，号敬斋，金代真定府栾城县(今河北省栾城县)人。
李冶生于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父亲李通为大兴府推官。李冶自幼聪敏，喜爱读书，曾在元氏县(今河北省元氏县)求学，对数学和文学都很感兴趣。《元朝名臣事略》中说：“公(指李冶)幼读书，手不释卷，性颖悟，有成人之风。”1230年，李冶在洛阳考中词赋科进士，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为官清廉、正直。1232年，钧州城被蒙古军队攻破。李冶不愿投降，只好换上平民服装，北渡黄河避难。
经过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之后，李冶定居于崞山(今山西崞县)之桐川。1234年初，金朝终于为蒙古所灭。金朝的灭亡给李冶生活带来不幸，但由于他不再为官，这在客观上使他的科学研究有了充分的时间。他在桐川的研究工作是多方面的，包括数学、文学、历史、天文、哲学、医学。其中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对天元术进行了全面总结，写成数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测圆海镜》。他的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不仅居室狭小，而且常常不得温饱，要为衣食而奔波。但他却以著书为乐，从不间断自己的写作。据《真定府志》记载，李冶“聚书环堵，人所不堪”，但却“处之裕如也”。他的学生焦养直说他：“虽饥寒不能自存，亦不恤也”，在“流离顿挫”中“亦未尝一日废其业”。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李冶的《测圆海镜》终于在l248年完稿，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讲述天元术的著作。
1251年，李冶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他结束了在山西的避难生活，回元氏县封龙山定居，并收徒讲学。1257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接受忽必烈召见，提出一些进步的政治建议。l259年在封龙山写成另一部数学著作-一《益古演段》。1265年应忽必烈之聘，去燕京(今北京)担任翰林学士知制洁同修国史官职，因感到在翰林院思想不自由，第二年辞职还乡。李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除数学外，在文史等方面也深有造诣。他晚年完成的《敬斋古今注》与《泛说》是两部内容丰富的著作，是他积多年笔记而成的。《泛说》一书已失传，仅存数条于《敬斋古今注》附录。他还著有《文集》四十卷与《壁书丛制》十二卷，已佚。1279年，李冶病逝于元氏。李冶在数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总结并完善了天元术，使之成为中国独特的半符号代数。这种半符号代数的产生，要比欧洲早三百年左右。他的《测圆海镜》是天元术的代表作，而《益古演段》则是一本普及天元术的著作。
古往今来诗人中文理双修，而且都是建树巨擘的，可能惟有此李冶了。那么是什么触动了李冶的文学灵感，从而使他涉足了文学，从而创作出了一篇不朽之作的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
河北的大名府有一对相爱的男女，他们在那个年代没有取得媒妁之言就自己相爱，遭到了家族的反对，并要根据规矩惩罚他们。突然有一天，他们失踪了。人们都以为他们肯定是私奔了，可几天后，采莲人在荷塘中发现了他们，他们死后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时节，荷塘中开满了荷花，居然也为之悲痛，居然没有一株不是并蒂开放的。李冶听到了这个消息，心情为之悲痛，心潮起伏，也想起了这首著名的曲词。他奋笔疾书，依据音节，顷刻间也写出了一首词：“为多情，和天也老，不应情遽如许!请君试听双蕖怨，方见此情真处。谁点注?香潋滟，银塘对抹脂胭露。藕丝几缕?绊玉骨春心，金沙晓泪，漠漠瑞红吐。连理树，一样骊山怀古，古今朝暮云雨。六郎夫妇三生梦，幽恨从来艰阻。须念取，共鸳鸯，翡翠照影长相聚。秋风不住。怅寂寞芳魂，轻烟北渚，凉月又南浦。”
综前所述，这首词与众不同，也有了自己的风格，除了幽怨激动外，还倾诉了哀痛之音，较他词更有了蕴籍，读来缠绵回肠。因为句中有“请君试听双蕖怨”句，故后人将本词唤做了《双蕖怨》。
《摸鱼儿》词牌的故事讲完了，从它的不寻常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词与时代和个人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一首曲调，在特定的环境下会回应出不同的音色。正由于如此，才更加体现了词变幻莫测的抒情魅力。
历代用《摸鱼儿》曲调填词的诗人甚多，佳作频出，除以上外，最著名的要算元好问的《雁丘词》了。
章宗泰和五年，元好问十六岁，随继父到太原赶考。在汾河边遇到了一位猎人。猎人告诉了元好问一件奇异的故事：几天前，他捕获了两只大雁，雄雁脱网而出，雌雁则被缚网中。猎人将雌雁擒回家，雄雁凝望着网中的雌雁，一路跟随，在空中悲鸣盘旋不去。而雌雁亦在网中呜咽，不吃不喝。后来猎人杀死了雌雁，看到爱侣已亡，那雄雁竟一头从空中栽下，以头撞地，殉情而亡。
年轻的元好问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没有埋怨猎人的无情。他从猎人手中买下了这对大雁，将这对忠烈的爱侣埋葬在了汾河边，并用石头垒起了墓，为他们的爱情写下了一首《雁丘词》，用的是《摸鱼儿》的词牌：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因其题记上有：“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是未按《摸鱼儿》格律所填，曲调多是根据自己思绪自度而成，尽管词句掷地有声，但未被《钦定词谱》收录为范谱，但此词于民间流传甚广，金庸的小说里就引用过这首著名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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