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川：朝华九章

为了搞清“走咧”的确切涵义，那天我返回家中，——返回借居的离三叔家至少一华里的家中，撒娇耍赖，非让娘告诉我爷爷的实情不可。娘拗不过自己的老宝贝，终以低沉的口吻，告我说“走咧”即死亡的代号。这时，我的童真的心灵之海，迅即涌起悲怆的层层波涛。

自从小日本占据了高阳这座有名的纺织城，大姨家的染坊不久就关张了。爹回到蠡县老家，一面荷锄躬耕，独自侍弄村东那几亩盐碱地（哥哥当了八路军，我才几岁，家中仅老人家一个劳力）；一面在基层抗日政府，从事救亡工作。老人家一有空闲，就教我读《千家诗》，教我写毛笔字。此外，爹还手把手地教我打珠算，我却腻歪那玩意儿，自然无心去学。

娘还常在微弱的棉籽油的灯光下，一边缝补衣衫，一边给我讲述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老奶奶勇斗大灰狼的故事，我听了拍手大笑；仨巴儿狗悲惨遭遇的故事，我听了眼含泪花；八仙过海的传说，开启了我的思维天地；牛郎织女的传说，充实了我的文化生活。娘在我的心目中，既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国语老师，又是口才出众的故事大王。

我还攒花布头。用今天的话说，是个不折不扣的花布头收藏家。只要听说谁家做嫁衣，我就央求娘，带我登门去要剪裁下来的小布头。我的百宝囊中，布的，绒的，绸的，缎的，各种质地各种花色的小布头，应有尽有。我常常抖搂出来，趴在炕沿上，转动着黑眸子，独自欣赏。

那当儿，我们村还没有成立剧团。我就拉着小成、小志、国乱、大娃们，率先成立起“春秋社”，——利用闲暇时间，排戏演戏。我任导演（那咱称教师），又任鼓师琴师化装师。别看没有管弦乐和打击乐，我的口技足以替代。也别看没有“头面”，用我们自己仿制的扮出来的青衣花旦，还有几分神采。不必搭戏台，每次演出都在我家借居的小院。《走雪山》《扫地挂画》，是我传授给他们的“开蒙戏”。唱腔念白，一招一式，都由我反复示范反复指导。没过多久，我们这台娃娃戏名声大振，不少热心的成年的“粉丝”（那咱当然没这个词儿），笑眯眯地称我“戏班主”。

自然，由赏花而引发了养花。我的花籽，——牵牛花，茑萝，扫帚梅，江西腊的花籽，都是远房的连福大伯主动送给我这个小花痴的。我将这些花籽，种在借居的小院，施肥，浇水，精心管理，相继鲜花怒放，争奇斗艳。我尤其待见牵牛。花期清晨，它们便吹奏或红或粉或蓝或紫或一种色或镶白边的大小喇叭，向我表示养育之恩。我也向它们颔首微笑。

那年冬天，学堂迁至附近。一天早晨，孙怀祖老先生，面带愠色，来到我家，向我爹（时任教委）提出辞职，理由是群生闹学，难以平息。爹追问“祸首”，老先生吭吭哧哧，吭吭哧哧，终于说出就是你的宝贝儿子。娘恍然大悟，怪不得小兔羔子每天上学，总也忘不了带几块木炭，原来在课堂上爆玉米花（用土坯自制的小火炉，外加一块铁片——作者注）。爹把我拽到跟前，示意向老先生承认错误，改过自新。老先生转愠为喜，收回辞意。

第儿天上午，奶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到我家，训斥我，“往后再叫人家老×，非打屁股不可！”娘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小孙子。你不是常背地里这么骂人家么？”奶奶“喷儿”地笑了。过后，我才知道，奶奶骂人家“老×”，事出有因。那位老太婆，的确不是个正儿八经的主儿。

那日清晨，我暗暗揣到棉袄襟里一块高粱糁枣饼子，偷偷扛上红缨枪，匆匆奔赴奶奶山（儿童团和青抗先集合点）。“我前脚溜，娘后脚追。溜呵追呵，追呵溜呵。我们娘俩几乎同一时辰出现在奶奶山前。娘扯过我的红缨枪，说什么也不让我去大杨庄接受检阅，道上万一碰上日本鬼子插翅难飞。我，就地打滚耍赖皮。我的那块高粱糁枣饼子从袄襟里骨碌出来，也就地打滚耍赖皮。儿童团长走过来。儿童团副走过来。团长劝我娘放心，压根儿就没打算让我去。团副劝我快回家吧，说我还不够儿童团员规定的最低年龄。我气得白了团副一眼。心说，团部几次派我站岗放哨，敢情我还不够儿童团员的资格哩”（见《童年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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