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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利诗词文学研究集《词牌传奇》之十五:定风波

2021-4-15 09:50|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摘要: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 ...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帽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姿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叙。


列位看官,可知上面这段文字出自何人之手吗?它可是一篇千古奇文,在中国诗词史上有着重重的一笔,可谓字字珠玑,人人皆知。它,就是驰名古今的《花间集》序言,作者是五代时著名词人欧阳炯。

《花间集》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总集(也可说是选集),是五代时后蜀广政三年(941年)赵崇祚所编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从唐开成元年(836年)至广政三年,大约有一个世纪。其中收录最多的是温庭筠,共六十六首、孙光宪共六十一首、顾敻共五十五首、韦庄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每人各六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欧阳炯十七首。这也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926—963年),《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其中有的词说到“木棉”和“越禽”,说到“铜鼓与蛮歌”,都是咏南方的风物,可见编选者的材料来源也不限于成都一地,和当时别处的文人也有联系的。它是代表中国在第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中新兴起来的一种抒情诗歌的总集。五代十国时,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割据蜀中,60年间沉湎于歌舞伎乐,曲子词也因之盛行。《花间集》即为供歌伎伶人演唱的曲子词选本,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


列位知道,到现在还是这个规矩,如果想出一本书,多是请名人雅士题“序”、“跋”,以表其文品格,而被请为作“序”、“跋”之人,多是类群之师者。后蜀诗人辈出,能者无数,《花间集》作序者,非当时词魁,也必是当年词坛功力深厚,才名远播者,而欧阳炯正是所选,其才可见一斑,下面某家将欧阳炯的生平简略介绍如下:

欧阳炯(896-971),益州华阳(今四川双流)人。少事前蜀王衍为中书舍人。前蜀亡,随王衍至洛阳。补秦州从事。孟知祥镇蜀,炯复回成都。知祥称帝,任中书舍人。后主孟昶广政三年(940)四月,官武德军节度判官,为赵崇祚编《花间集》作序。十二年(949)拜翰林学士。次年,知贡举,判太常寺。后迁礼部侍郎,领陵州刺史,转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961)五月,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宋乾德三年(965)元月,后蜀亡,炯随昶至汴京。六月宋除炯为右散骑常侍,不久充翰林学士,转左散骑常侍。后分司西京。开宝四年(971)卒。年七十六。《宋史》卷四七九、《十国春秋》卷五六有传。


看完简历,大家心中也就明白了少许,也就是说他曾经无奈地跳过四次槽,先是前蜀。前蜀亡,便到后唐担任了秦州从事,后来又跑回后蜀做了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并负责修订国史。后蜀末帝孟昶投降大宋,他便也跟着做了宋朝的翰林学士。这里的官也当当,那里的官也当当,换过三次工作,但都是做领导。如果被文天祥之类的忠臣义士碰到,恐怕要鄙薄他了。历史记载他生平时,其中有两件事当得说明。一是说他“仕后蜀时曾拟白居易讽喻诗50首以献昶”,事情是这样的,从晚唐五代起白居易诗风盛行,讽喻诗和美刺精神得到了推崇和发扬。晚唐诗人吴融在《禅月集序》中指出“夫诗之作,善善则颂美之,恶恶则风刺之。苟不能本此二道,虽甚美犹土木偶不主于气血,何所尚哉……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代为广德大教化主,不错矣。”五代后周人陶谷在《龙门重修乐天影堂记》中说:“世称白傅文行”,“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据统计,当时有名气的诗人70余位,追风白居易的不下五分之三,在今存诗200首以上的11家中,可归为此派者竟多达8家。可见宗白诗风在晚唐五代起着主导作用,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创造的基本倾向。前后蜀诗坛毋庸置疑地受到宗白诗风的影响,所以欧阳炯才“尝拟白氏讽谏诗五十篇以献昶,后主手诏嘉美,赉以银器锦彩。”用模仿白居易诗风的50首诗换了个宰相,值得啊!再一个就是说他在宋朝当官后,“后因事罢职。”看来他在后来是犯了错误被免职的,到底是什么错误呢?在开宝四年(971)的时候,大宋平定了岭南一带,也就是汉时南粤王赵陀的领地,现在广州一带,朝廷派他以祭奠南海的名义去视察,欧阳炯整天忙于写诗作词,与一班诗友玩乐,焉肯出去辛苦冒险,于是,便“称病不出”,请病假了。领导派你任务,竟敢找理由推辞,就是放现在小工矿企业也不行啊,别说是皇帝差遣你了,不追究你责任就是便宜你啊?肯定会被免职了,这一下,他也感到彻底完了,得罪了皇帝以后能有好果子吃吗?越想越郁闷,不久便得病去世了。其实说来,不服从分配也不算是污点,关键他得罪的是当时的一把手,可他硬是在乎官职,在乎于档案里记下点什么,还好,所以记载里写到这点都说得含含糊糊,某家干脆与他暴光,也顺便安慰他一下。

毋须多言,关于欧阳炯,从另一个角度看起,仅列举其两三事可知他的才气与为人。


先从大名鼎鼎的孟知祥讲起吧,后蜀高祖孟知祥,(874年—934年)字保胤,后唐太祖李克用侄婿。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建立者,后蜀第一位皇帝(934年在位),在位1年,享年61岁。孟知祥在后唐灭前蜀的战争中立下了大功,被后唐政府封为西川节度使。934年1月,他趁后唐内部王位争夺之机在成都即皇帝位,建国号“大蜀”,史称“后蜀”,改元“明德”。但孟知祥只做了7个月皇帝就去世了,逝后庙号高祖。


孟知祥去世后,其第3子孟昶继位称帝。欧阳炯时任后蜀礼部侍郎、散骑常侍。他受命做孟知祥陵墓的策划、刻制等工作。在设计、刻制孟知祥陵墓期间,他考虑到孟知祥长期在北方生活,深受河北、辽宁一带颇为流行的仿毡帐穹窿式圆形墓的影响,并结合王建等西蜀丧葬礼俗的特点长处,将其陵墓制成了一座工程浩大、造型结构别致、建筑风格独特的古建筑艺术大墓,被称作“和陵”。乍看起来,“和陵”很像是一个大帐篷两边各带了一个小帐篷。这种全用石头砌筑的穹窿顶结构的墓室,在中国南方极为罕见。在此以前唐五代时期的墓葬,大多为长方形券拱顶多室或单室墓,像“和陵”这样具圆形穹窿顶结构的可谓特例。见到“和陵”这样的建筑式样,不禁令人想起南北朝著名的民歌《勅勒歌》:“勅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都不多见,一个文学家,诗人,竟然能设计出这样千古称道的建筑,可见其文化底蕴及修养。

第二个故事是《唐诗纪事》所记载的一件事情:“欧阳迥与可朋为友,是岁(五代后蜀广政十九年,即公元957年)酷暑中,欧阳命同僚纳凉于净众寺,依林亭列樽俎。众方欢,适寺之外皆耕者,曝背烈日中耕田,击腰鼓以适倦。可朋遂作耘田鼓诗以贽欧阳。”


可朋(约896—963),眉州丹棱县城东人,幼聪慧过人,晚年披缁于丹棱县城南九龙山竹林寺。也是当时的一位著名诗人。这个故事是说,那年夏天,可朋请当时任丹棱县令的欧阳炯到寺外的依林亭把酒临风,往来唱和。只见亭中置一圆桌,桌上摆满了山珍与美味佳肴。众友寒喧之后便纷纷落座,独可朋双目凝视山外碧野,入神不语。众友疑惑不解,随目光望去,只见田野之中有数十名农夫正赤着背顶着烈日的灸烤在薅秧。可朋回首长叹一声,即赋诗一首,名曰《耘田鼓》,以赠欧阳迥:“农夫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蔴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足。”


听罢,欧阳炯满面羞色,无地自容,这是他的治县啊,百姓如此艰辛,县太爷竟然这样奢侈,子民面前两重天啊!立志清官为民,如此何以表率,他惭愧极了,即命随从撤去酒筵,只奉茶水,并当场对诗,限写民众之苦与歌颂节俭之风。事后将所写诗词贴列亭中,以警世人。于是,后代便将依林亭改名为“善讽亭”,永世纪念。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欧阳炯的心地善良,为民清廉,当得被人称颂。

第三个故事很发人深省,欧阳炯先在前蜀为官,蜀亡归了后唐;后来孟知祥建立后蜀,他又入蜀继续为官,还做了宰相;等到后蜀也被赵宋灭了,他又作了宋的翰林学士。这样的经历使他的人生处世哲学必然出现多次根本性转变,因为才名,被历代皇家所用,但是前朝官员,有降臣之称,不免被鄙。当年,欧阳炯也是降臣,但他自恃才华出众,不以为意,除了诗词文章外,他的笛子在当时呼为一绝,据说可以“裂石穿云”,在他的笛声里,人们可以听到霜天的凄清,沙漠的旷远,鹧鸪的翻飞。吹到极处,可以感动得满树梅花纷纷飘落,化作片片飞雪,从而“暗香浮动”,送来阵阵幽香。传说有一次,他在万籁俱寂之中,登上了江边搂头对月吹笛,那是一首思乡、思亲、思离别的曲子,苍凉、悠远、凄清的笛声缥缈霄空,使睡梦中的人闻到都不觉潸然泪下,天上的月儿呆了半晌,只挂中天不曾移动分毫,片刻后不忍掩面而去,倏地落下来,天空澄然黑暗。当然,这可能是个传说的故事,但依此可以说明他的笛艺高超。
降宋以后,这个声名自然会传到宋太祖的耳中。于是,便传欧阳炯到宫廷大殿中吹奏一曲。欧阳炯乃是性子直爽之人。《续资治通鉴长篇》中说他“性坦率,无检束,雅善长笛”,他便不假思索,还以为是宋太祖欣赏他,想抬举他,便欣然前往。当一曲吹罢,那宋太祖已被吹得三魂六魄去了一半,愁容满面,凄凄惨惨,没有了半分英武之气。刚刚赶来的御史中臣刘温一看大事不妙,宋太祖如果被诱入此道,置江山社稷何处啊?急忙跪下,顿喊一声“主公!”宋太祖方从幻境中清醒过来。刘温言道:主公不可陷入靡靡之中啊,降臣误国,自做伶人之事,明主岂可受惑耶?”宋太祖大悟,觉得方才实在危险,似自己如此刚烈,一刹间竟也把持不住,何况他人?思至此处,惊出了一身冷汗,从此知道了欧阳炯笛子的厉害。宋太祖长叹一声言道:“先前听说蜀后主孟昶沉迷于声乐之中,未思这般厉害,乃是不可自制也,欧阳炯作为一朝丞相,自身尚且也作伶人之乐,岂有不亡国之理。”由于害怕,太祖自此之后便不再重用欧阳炯。一根笛子害了他一生的仕途,一身的绝世才艺给自己带来了祸患,委实让人叹息,真应了那句“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的名言。

从以上可以看出,欧阳炯不是那种闭锁在书斋的文人,他是多有涉猎的,并运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才思,运用心中那枝神笔,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是个善于借鉴而并不忘创新的心地善良的词人。


《花间集》便是他写的序,可见他在花间词人中的地位。他的序写得极有气势,千古传诵。他追慕温庭筠,其词风受飞卿的影响很深,又有着自家的特点。周颐在《历代词家考略》中言道:“炯词艳而质,质而俞艳,行间句里,却有清气往来。”在艳质中有清气回荡自又是一番新境,所以世人读欧阳炯词感到“淫却不伤”。他不会拘泥于用普通的手法写恋情艳词。他重视词的建筑美,力求在形式上有所创新。


唐末五代是一个藩镇割据、中原大乱的时期。当时大江南北、太行东西,大小军阀由割据变成篡窃称帝,即所谓“乱五代”。中原虽乱,并非全国如此。由于交通不便,处于巴山蜀江怀抱中的四川成都,和受大江保卫的江南,却像两个沙漠中的绿洲,没有受中原战火的波及。因此,西蜀和江南两个小朝廷,却可以暂时过苟安的太平日子。过着轻歌曼舞,浅斟低唱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的词作不反映中原战乱,而去歌咏灯红酒绿的旖旎风光的原因。


正如欧阳炯在开头的《花间集序》中描述西蜀词人的创作情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在这种生活背景和文艺风气下从事创作,所写的是供歌筵酒席演唱的侧艳之词,自然是缛采轻艳,绮靡温馥。花间词把视野完全转向裙裾脂粉,花柳风月,写女性的姿色和生活情状,特别是她们的内心生活。言情不离伤春伤别,场景无非洞房密室、歌筵酒席、芳园曲径。此外,虽也写郊游中的男女邂逅,女道士的春怀,宫女的幽怨等等,但中心仍然是男女情爱。与这种情调相适应,在艺术上则是文采繁华,轻柔艳丽。所谓“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衣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花间集序》)。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

而欧阳炯作艳词,确实如上所说,有着无边的清丽,“艳”和“清”,这两泾渭分明的词汇仿佛在他这里便没有了矛盾。后主孟昶是喜歌词之人,自身也是有着一首好文笔,善工声曲,作词便有“冰肌玉骨,清凉无汗”,如此香艳,对他的臣子岂无影响之理,所以作艳词在花间词人中蔚然成风,一来投后主所好,为仕途升进努力;二来仿佛在后蜀那里左右文坛的都是如此词风,如果硬来那些盘空硬语,肯定不被看重。如诗至南朝之时尽是宫体之裁,作儿女之语,境界自然放小。欧阳炯的诗风便是这样情况下形成的,简明的讲,如果不这样写诗词,在那个年代就做不成官,也算是仕途所迫吧。


后来明代有个叫曹学佺的人,自恃其才,按照自己的观点,像攒杂牌自行车一样安排欧阳炯曾做文人首领,把后蜀前100年前的鹿虔扆,100年后的韩琮一股脑串了进去,再添上毛文锡和阎选,攒了个“五鬼”的名字以彰其才气,虽然这个称号称得颇为怪异,但也可以看出后代文人对欧阳炯的推崇与尊敬。


说了半天,欧阳炯究与这个《定风波》有什么关系呢?欧阳炯在为《花间集》作的序中说得明白,那些写在花笺上的曲词,交给了美丽的歌女,让她们敲着檀板的节拍在酒筵歌席间歌唱,那些柔美轻艳的歌词足可用来增加歌女们妖娆的姿态,那些风流多情的辞章正可用来增加才子学士们游园聚会时的兴致。那时候,民间已经开始传唱着这个还不十分成熟的词牌,在敦煌曲子词中就曾发现了这首曲子词: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场骋偻啰。手持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徳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很明显,那时的《定风波》还是儒生渴望上战场平定风云的本意,算是一曲激励思想的曲子词吧。唐朝尚武,骨子里有股血性,鼓励文人投笔从戎,建立功业。“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很能代表许多读书人的人生理想。边塞诗是唐诗中的仰天长啸。敦煌自古多名将,这样,就流传了下来,到了晚唐,《定风波》则被吸取到教坊中演唱,只是它不再有原汁原味的刚烈和豪气。


就这样一首长啸之曲,到了欧阳炯的手里,也被改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观。可以说,与他的笛声一样,他用这个曲子词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风波,来考验诗人的定力。


《定风波》
暖日闲窗映碧纱,小池春水浸晴霞。数树海棠红欲尽,争忍,玉闺深掩过年华。独凭绣床方寸乱,肠断,泪珠穿破脸边花。邻舍女郎相借问,音信,教人羞道未还家。

用美好的景色,来牵出衾枕的旖旎,纵然是思念,也写的艳丽夺人,一首闺怨词,在他的笔下又写成了床上的等待和性的渴望,真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此乃欧诗之特色也。看到此处,谁还会相信与原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定风波》是一个曲调呢。可以这样说,欧阳炯的《定风波》只是个蝉蜕,是挂着羊头卖的狗肉而已。不过,公平的讲,尽管曲调完全变了,但其词的艺术特点依旧被保留了下来。本词的特点是对话体,敦煌《定风波》有:“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欧阳炯《定风波》亦有:“邻舍女郎相借问,音信,教人羞道未还家。”都是由问答句子组成。单从这点看来,欧阳炯对于〈定风波〉一词还是有传承的,有贡献的。


尽管敦煌《定风波》的词谱没有传流下来,尽管后世一直延续传唱着欧阳炯的《定风波》词谱,在我心里,还是十分想念敦煌的那首大作。读着敦煌《定风波》,我的眼中每每会闪出这样一幅图画:猎猎的旌旗飘扬着,鼓角连天,骑士们高举着兵器跃马驰奔,在那一片喊杀声中,传来了悲壮《定风波》豪烈的曲词,光影下,刀锋滴着鲜血……


说到定风波,本词于历史上佳作着实不少,最美的应属苏轼的《定风波•听穿林打叶声》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尤其是最后的描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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