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段学生经历,前后相隔二十年。这两段经历,恰恰都与颖川先生有关系。颖川先生是我不同时代的两任老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河北涿中读书时,先生是我的语文老师。由于先生的带有文学色彩的教学,我逐渐喜欢上了语文。自此内心深处,萌发了一个小小的文学梦。1964年河北涿中语文教研组编选的《河北涿中高初中学生作文选》中,我的作文《成龙还是成虫》——看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观后感入选,这里无疑凝聚着颖川先生春风化雨的心血。这是第一次的师生情缘。第二次,则是时隔二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期。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情分之故,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为了圆大学梦,作一名学历合格的中学教师,又作了颖川先生的学生——河北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颖川先生讲授写作学。我坐在明亮的电大教室里,聆听先生讲课。这是多么熟悉的身影:中等微胖身材,满面红光,一副黑边眼镜后,流露出才华横溢的自信和神采。一身得体的西装,现代文人的气质和学者的风度,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再看看左右,我熟悉的涿中学长学弟竟有好几位。这让我既激动又感慨。激动的是,教我的还是敬爱的颖川先生;感慨的是正当青春年少好读书时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岁月蹉跎,现在虽已年过而立,还能免费上电大,并且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文学专业。国家鼓励个人进修,鼓励学习文化知识科学技术。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啊!我想,这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现象——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我所在的八二级中文专业涿州教学班,绝大多数学员是脱产进修的。他们,或来自中层以上干部,或是中直单位的精英。个个西服革履,气宇轩昂。相比之下,我逊色多了,沐浴着路途的风尘,从农村赶来,显得土里土气。俗话说,人微言轻,雅堂难登。我上电大,也是一波三折,好事多磨。校领导以影响教学为由,拒不同意我上电大中文专业。原因是我教英语,进修中文于所教专业不对口。学校的证明信,是在校长不在校,我找到党支部书记,由他同意开具的。
《德国,俄罗斯,北欧四国纪行》,是先生精心修改的我的第一篇游记散文。我从心底里感激先生。因此,燕园是我向往的地方。我在那里得到了知识和力量,得到了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鲁迅语)。先生正是这样的人。我和先生在一起时,他兴致勃勃地讲,我津津有味地听。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谈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雨果,歌德,泰戈尔,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更多的是谈我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孙犁。先生的《我认识的文学家》中的诸多大家,先生几乎都给我讲过与之交往的故事。先生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他可以把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清清楚楚地给你说上来。先生对《德国,俄罗斯,北欧四国纪行》如同36年前修改《野草赋》一样,从标点符号到文字安排,篇章结构等等统统修改,使之成了可刊发可阅读的游记散文,获得当年市级散文原创三等奖。并在《保定日报•今日涿州》文化版连载。2017年教师节,《燕赵都市报》刊登了《师生情缘厚,亲如父子情》长篇通讯。报道了先生如何帮助我等晚辈的事迹。《当代人》主编宁雨老师在文章中也提到了我。作为一个学生,我做得还很不够。面对著名作家我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每每遇到困惑,或者有些习作,我便不由自主地踏上通往燕园的路。这是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的散文《家的变迁》荣获涿州市散文一等奖。2019年新年伊始,我则成为《燕鼎文化》签约作家。我所有的进步,都是颖川先生培育和教导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