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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力军历史纪实文学《张库大道》第七讲:乌兰巴托

2018-8-1 09:58|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摘要: 如今,站在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广场,环顾四周,分别是政府大厦、歌剧院、中央邮局、博物馆、喇嘛庙等等。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公路街道,无不凝聚着阳原人的智慧,浸透了阳原人的汗水。

现在,我们要讲一讲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由来。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明早期蒙古的政治军事中心还在乌里雅苏台,后来才逐渐东移至库仑。这次东移对蒙古意义重大,因为后来独立的蒙古国将它的首都定在了这里,他们把库仑改名叫做乌兰巴托,意思是“红色英雄城”。

 

从大境门出发,向北驶行不远,很快便可进入蒙古高原。按张家口人的习惯说法,蒙古高原就是“坝上”。如今的坝上公路笔直平坦,经张北、化德、赛汗塔拉,很快就能到达中蒙边境城市二连浩特。

 


【二连浩特火车站】


二连浩特这座美丽的小城,旧称叫额仁淖尔,因附近的一处盐湖而得名。在蒙语中,“淖尔”指的是湖泊,“额仁”则是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意思。


从这里继续前行,跨过国门,便进入了蒙古国的土地。

 


【现在的乌兰巴托】


蒙古国,这个以草原为主的国家,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牧埸。她的首都乌兰巴托坐落于国家的中心,北倚肯特山,南临图拉河。它是张库大道的北端,它的历史就是张库大道的历史,它的出现与发展都与张家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是血肉相连。


乌兰巴托早期除了几间庙宇,就是一望无边的牧埸。明末清初,山西商人加强了与满人的贸易,使得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西部的乌里雅苏台逐渐东移,这里成为歇脚打尖之地。清政权入主中原后,特许山西八大皇商从事对俄贸易,这里有了临时集市。


当时,这里还没有正式名字,人们只好用附近的苦另山来称呼它,乌兰巴托这才有了第一个名字“苦另”,欧洲人称之为“乌尔格”。1778年“苦另”正式取名“大库伦”,按蒙语发音应读作“大库链”,也就是中文“囫囵”二字,意即“城圈”、“城垣”。1924年独立成功后改为现在的名称。

 

 

【1913年的库伦】


当时的库伦分为三部分:中部为宫殿区,是活佛的宫殿所在地。西部为喇嘛区,亦称西库伦,诸多寺院都在西库伦。东为买卖城,称东库伦,亦称东营子,是商场贸易区。整座城周围用高大的木栅栏围成城墙的样子。


早期来到这里的商人,几乎全都是从张家口过来的晋商。康熙初年,有12家规模较大的商号常驻于此,他们每家选一名商董组成商会,称为“十二甲首”,在东营子造屋办公。恰克图中俄贸易开通之后,中原商人越来越多,仅常年驻在东区的晋商就有1634人之多,驻在西区的京帮和直隶商人也不在少数。此外还有大批俄国商人,有代表性的是马蒂沃•埃弗洛伊罗夫等三大俄商。


由于库伦地处蒙古高原的中心,是中俄交通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1639年建城后的300年间,它就一直是蒙汉、中俄贸易的中间站。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和1728年《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库伦的商业区很快由东营子买卖城扩展到西库伦的寺院区,中外商家店铺一户挨一户,形成一条条繁华的商业街,“诸商贾俱集于此,皆与鄂(俄)罗斯贸易”。


每当甘珠尔庙会期间,库伦城更是热闹非凡。山西、京津、直隶等地的商人以及俄国商人蜂拥而至,仅帐篷就要搭出十几里,驼马牛羊遮蔽四野,各类商品充溢市集。


清代,库伦还是外蒙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的驻地,她不但是外蒙的商贸中心,也是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库伦,这个当年只是一片青草的牧埸,在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跃而成为蒙古最大的商贸城,成为亚洲腹地最繁华的都市。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汇聚到这里,共同构建一个个有关财富的神话。


运往库伦的茶叶、布匹、绸缎、瓷器、大黄等货“俱自张家口贩往”,商人们自用的日用品和米粮“向在张家口采办”。


而张家口“岁自蒙古进口以千万计,有牛、马、羊、骆驼等,而马、羊、驼尤伙。秋冬间市肆喧闹,街衢拥挤。”


张家口与库伦分别位于张库大道的南北起止点,互为依托,共生共荣,不可分割。

 

 

【山西太谷王家大院】


在库伦的诸多商号中,尤以山西太谷王家的“大盛魁”最富盛名。早在恰克图开市之前,他们就在库伦设立了商号,还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开有分号。靠着灵敏的信息、周到的服务和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广泛的市场。他们把茶叶、烟丝、布匹糖酒等从张家口运到库伦,再批发零售到四面八方,换回牛马、皮张、药材等。

 


【大盛魁的银元宝库】


有关大盛魁在张家口如何发财的故事,在张家口流传甚广。特别是“白犬传书”之事更是脍炙人口。


有一年,大盛魁的驼队前往库伦,进了蒙古地,发现牧民们人人胸前都挂着一个白布条。经打听,才知道是一位蒙古王爷死了。按照当地风俗,王爷过世,全国都得穿白示敬,可蒙古地白布奇缺,人们只能挂个小白布条。


大盛魁驼队的领房得知这个消息,认为发大财的机会到了。可大雪铺天盖地,谁回去送信呢?领房急中生智,选了一条训练有素的大白犬,写了一封秘信,装在大白犬的狼牙项圈内,用蜡封好,派它往张家口传送这一消息。这条大白犬用了20 多天的时间,终于把信送到了张家口总店,总店立即动手,把张家口及周围县镇的白布全都收购上来,送到了蒙古地,狠狠地挣了一笔大钱。


由于白犬送信有功,大盛魁给这条狗顶了二五厘的股子,每年都参与分红。大盛魁各个分号都要养狗,最多时总共养狗上千条。狗的待遇也很高,甚至有传说,每年还要给狗演戏,以示慰劳。直到如今,张家口的老百姓调侃那些沾沾自喜的人,还会说:“你别牛,你别扭,你不如大盛魁的一条狗。”

 

 

【阳原东城玉皇阁】


除了山西商人,当时在库伦数量最多的便是河北阳原人。阳原人旅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据《阳原县志》记载,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外蒙之库伦、恰克图通商惠工,本县侨于两地者,日益增多。”清末,侨于库伦、恰克图两地的阳原人超过万人。直到上世纪的1980年,据统计,旅蒙华侨中的阳原人还有5000余人。


阳原人出口外,全凭两条腿,每年春天,他们互相结成伙伴,背上毛口袋,带上米面干粮,循着老倌牛车的车辙或马蹄印儿,徒步行进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一直向北。他们顶着烈日,冒着风雨,要走上两个多月才能到达库伦。如果有人途中病倒,而附近又没有人家,那就是九死一生。所以每当家人上路时,村村堡堡哭声一片,那真是生离死别。


阳原人到达库伦后,有手艺的耍手艺,到皮具店加工蒙靴、鞍韂、皮衣、皮帽,或者当泥瓦匠、木匠、铁匠等;不怕丢掉性命的可以下煤窑、下金矿;那些既没手艺又不想冒险的就只能下苦力,干一些挖沟、修路、掏厕所的粗活,或者替人家放牧、采磨菇为生。


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到达库伦以后便不轻易回家,一般都是三年回一次。回家时带些钱物也是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土匪抢劫。一旦亲人相见,悲喜交加,又是一场痛哭。


当然,也有少数人在库伦发了财,回到张家口办起了自己的实业。比如要家庄的张进,西城的孙发玉,上回村的康永泰等。西城的叶家靠旅蒙起家,后来成为当地有名的财主。


据记载,自从邮局开通之后,从外蒙汇到阳原县的银圆每年可达120万元以上。


阳原人吃苦耐劳,认真细致,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深受蒙古人的欢迎。与当地的蒙族姑娘相爱,结为终生伴侣阳原青年也不在少数。

 


【1919年徐树铮在当时库伦与外蒙王公合影】

 

令人惋惜的是,辛亥革命以后,蒙古趁着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之机两次宣布独立。他们驱逐中国政府驻员,抢掠中国商号,赶杀中国商人,致使驻库伦商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人回家的路断了,只好往北,经俄罗斯的赤塔、转道满州里,路上要走好几个月才能回到国内。


1924年6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脱离中国,张库大道就此中断。


这条繁荣兴旺了300年的古商道从此日渐沉寂。实力雄厚的商家转而通过海上通道继续贸易,而那些没有能力却心有不甘的小商户,只能就近在内蒙从事一些零星买卖,规模日渐萎缩。


在蒙古独立运动中,阳原人的损失最为惨重,不少人魂断北国,葬身他乡。即便这样,阳原人对库伦的感情依然很深。1955年,“中建公司” 招收援蒙工人,阳原县约有1000多人出境援蒙。


如今,站在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广场,环顾四周,分别是政府大厦、歌剧院、中央邮局、博物馆、喇嘛庙等等。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公路街道,无不凝聚着阳原人的智慧,浸透了阳原人的汗水。


可以说,乌兰巴托的今天,离不开阳原人昨天的辛勤,也离不开张家口人300年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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