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之前，让我们先来出个脑筋急转弯。问：世界上哪条路最忙？答：网路！
回答正确。
如今的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在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路上奔跑冲浪，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为所欲为。但在鸦片战争以前数百年的一段历史时期，张家口的商人们却是用双脚实实在在地踩出了一条世界上最繁忙的商旅之路，这就是“张库大道”。
这么说可不是自夸，张库大道从明代开通，到清末民初达到鼎盛，成为联结中国与欧洲的重要商道，也是中俄贸易的唯一通道。它持续了约400年，鼎盛时期的年贸易额达到1.5亿两白银。说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道路决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还有人不相信，那么请看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是怎么说的：
当时，在英语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单词：kalgan，读作嘎尔干，它专指张家口，是蒙语中“商业都市”“陆路码头”的英语音译。
张库大道的雏形出现在元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现不是因为商贸而是因为军事。
元统治者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军令”，有效地统治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推行实施了驿站制度。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驿路伸向四面八方，它“星罗棋布，脉络贯通”。今天遗存下来的最著名的驿站，是位于北京西北、怀来境内的鸡鸣驿。
明代中后期开边互市，中蒙开始通商，以驿路的走向为基础逐渐形成了商道。随着贸易量的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繁荣至极的张库大道。
【地图】
从中原通向蒙古腹地的主要通道有东、西、中三条，中路就是张库大道，也是三条当中距离最近，最平坦、最通畅的一条。它的大致路线是，张家口大境门——张北——太仆寺旗——浑善达克沙漠——二连浩特——乌德——赛音山达——库伦——苏赫巴雅尔——恰克图。
几百年间，商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行走在这条路上。陪伴他们的是饥饿和疲劳，是风雪和大漠，是狼群和土匪，是死亡和伤病。
当然，还有最原始的运输工具——老倌车和骆驼。
【老倌车】
用老倌车运输，要在每年的春季出发，秋天返回。而骆驼队则是秋季开始，冬末返回。赶老倌车的旅蒙商每年清明前后，就会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大境门外的正沟或西沟，集中起来分批出发。
出发前要举行隆重的祭牛仪式。人们在广场摆上高桌，高桌上堆满各式糕点，鸣放鞭炮，焚烧高香。除了给头牛披红挂彩，还要给它磕头祈求平安。
随着三声铳响，大队出发了，一时间牛铃叮当作响，鲜红的三角商旗迎风招展，车辕上插着高高的红缨枪，车轮隆隆震动了大地。壮如牛犊的护卫犬路前跑后，激动地吠叫着，整个阵势就好象武士出征。
对于张家口人来说，这是每年中的第一等大事。四邻八乡都赶来了，可谓是人山人海。这一走就是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能不能活着回来还说不好，于是妻送夫，母送子，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叮咛，一程又一程的依依不舍，眼泪在飞，心窝在痛。
用行话来说，赶着驼队或老倌车队跑草地叫做“出拨子”，驼队被称为“货房子”。
每顶“货房子”有12把骆驼，每把14峰，也就是说，每顶“货房子”由168峰骆驼组成。每峰骆驼可以驮货四、五百斤，一顶“货房子”要运货七万至八万斤。
“货房子”由一个被称为“领房”的小掌柜带领，雇有三、四名保镖沿途护卫。每顶“房子”配备二十多名驮工和伙计，负责管理骆驼，找水做饭等工作。为安全起见，还要带上几条或十几条“鞑儿狗”。鞑儿狗就是藏獒，这种狗高大凶猛，合作能力强，是对付狼群和土匪的好帮手。
为了相互帮衬，每次“出拨子”大都由几顶“货房子”结伴而行，成千匹骆驼或老倌车汇成浩浩荡荡的商队，行进在茫茫高原戈壁。驼铃声、牛铃声、人声、狗吠声首尾呼应，绵延数十里不绝于耳。
当时，每年从张家口低达库伦的驼次20万次以上，这算不算世界上最繁忙的商道？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从侧面说明当时的张家口有多么繁忙。说，西驼号住着一位姓王的小脚老太太，她每天去养驼场捡驼粪，晒干以后当柴禾卖。没用几年的功夫，她就用卖驼粪的钱买了13间房子。
【老倌车】
老倌车不同于普通牛车，它比普通牛车更宽、更长、更结实，用桦木或榆木做成，由蒙古黄牛驾辕。每辆车载重五、六百斤至七、八百斤。每个车队有四、五十辆车，甚至更多。最健壮的牛作为头牛，拉头车。头车上不拉货物，只坐赶车人，捎一些路途必需的生活用品。
赶头车的人一般是有资格的“老草地”。他们认路，通晓蒙语、俄语，善于寻找水源。每天的行程，在哪里打尖休息，都要由他们说了算。后面的车上没有赶车人，每头牛的缰绳栓在前一辆车的尾杠上，牛脖子上挂一铁铃，走起来叮当作响。一旦不响了，那就说明是出了问题。
【驼队】
与老倌车不同的是，骆驼队出发的日子选在秋季。这是因为骆驼每年夏季都要脱毛，脱毛期间正是它休养生息、恢复体力的日子。张家口民间有这样的说法：“马非草长不行，驼非毛长不走。”所以牛驼无法同行。
拉骆驼的人牵着骆驼的鼻拘，一人可拉4到6峰，甚至更多。骆驼的鼻拘是用六道木做成的，六道木生长在内蒙的榆树林中，据说具有神性，便于控制骆驼的起卧行止。
拉骆驼的人一般对骆驼都非常爱惜，走到砾石硬地时怕磨坏骆驼的脚掌，都给它们穿上牛皮护掌。
骆驼每天可行走三、四十公里，比牛车快一倍。但由于驼队回程时已是冬季，最怕的就是遭遇大风雪。风雪一来，漫天盖地，俗称“白毛风”，叫人南北莫辨。几尺厚的大雪封锁了道路，覆盖了野草，骆驼没得吃，人无法行动，经常把人和骆驼冻死在路上。
所以，这条路上不时可以看到一个个玛尼堆。
这些远走蒙俄的商人，被人们称作“旅蒙商”。
旅蒙商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团体：一是以“八大皇商”为代表的“山西帮”，二是由八旗王公贵族组成的“京津帮”，另一个集团就是本省的“直隶邦”。
“山西帮”和“京津帮”拥有雄厚的资本，能够在中原和东南沿海收购大批物资，囤积在大境门外。他们主要的销售目的地是乌兰巴托、恰克图，甚至还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他们在那里设有常驻分号，驼队或老倌车队把货物运到就算完成了任务，具体贸易交给分号的人员来做。他们主要的经营方式是整批大宗货物的批发，兼做零星交易，是每年一度的恰克图年会（贸易交流会）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相当于如今的中石油、沃尔玛等“大财团”。
【直隶帮】
直隶帮则是以束鹿、深县、饶阳、高阳、蔚县、阳原、万全等地的商人为主体。他们本钱少，人数却多，往往自备骆驼和老倌车。每次出发必是成帮结伙，进入销售交易目的地后再分开。他们主要以走浩特，串牧场的形式直接与蒙古人、俄国人面对面交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商小贩、个体户。
甭看这些“个体户”不起眼，却一个个都是能人。他们一般都会说蒙语、懂俄语，能吃苦，多小的利润也不放过，多远的路也敢跑。由于销售交易的市场不确定，自然环境更复杂，所以他们在旅途中面临的风险更大，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但是，就某个单一商品的利润值而言，这些小商小贩绝不低于“大财团”在恰克图年会或乌兰巴托市场搞批发的利润值。
当时的主要交易方式是以货易货，通常是以绵羊和砖茶为交换标准。一块“二七”砖茶，重约1.5公斤，可换一只绵羊。一匹骒马等于十二只绵羊，一匹普通儿马等于十五只绵羊，一头公牛等于32只绵羊等等。
由于运输途中的风险相当大，所以易货的比值也非常悬殊，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等价交换。比如，一个枚价值一块银元的玉器，运到草地上就可以换回一匹马外加一只羊；一包生烟可换一只羊；十块砖茶可换一头牛。
这些小商队的返程都是在分手时约好的，为了能够跟上返程的大队，不误约期，小商贩们便将一些来不及交换的货物送给当地的穷苦牧民，因此交下了很多异乡的朋友，其中也有一些与当地的蒙古族姑娘结成了夫妻。
【沙漠中的驼队】
无论是“大财团”还是“个体户”，他们都要在这漫漫的古商道上经受恶劣环境的考验。
蒙古高原海拔1500多米，从乌兰巴托南行过土拉河，一直到塞罕塔拉一带都是千里戈壁。戈壁滩上是黄褐色的沙土和石块儿，牧草仅有十几公分高，有的地方甚至寸草不生。冬季严寒，夏日酷暑，茫茫戈壁渺无人烟。
如果说这些都还是可以克服的困难的话，那么缺水则直接威胁着人畜的生命。“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老倌车队或驼队的行走路线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沿着水源走。商队每到达休息地点，第一个任务就是赶紧找水。
蒙语里把井叫做“闪丹”，挖井就叫做挖闪丹。当地无水时，就要派出专人骑马跑出几十里地四处找水。尽管大小商队都有一定的储备水，但有时仍然要忍受数日的干渴。尤其是穿越沙漠时，往往六、七天见不到一个水源。沙漠中的水位很低，挖井也见不到水。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喝马尿、吸牛血。
人尚如此，牛就更惨了。有时一连数日吃不上一根草，饿极的牛不得不嚼土吞沙，最后力竭而亡。
负重的骆驼或牛一旦死了，人们就只能把整车整垛的货物忍痛丢弃。这是道上的规矩，绝不能因为心疼货物，而给其它牲畜再增加负重，如果那样做的话，只会让更多的牲畜累死。
旅人们的住宿一律是粗布做成的帐篷，冬可阻挡风雪，夏可遮阳避雨。他们的食物是事先预备好的，从张家口出发时带的是小米、莜面、冷糕、山药（土豆）、咸菜。从草原返回时，带的通常是奶酒、炒米、奶豆腐、羊肉干等。
每到一个休息地，就会有专人负责埋锅造饭。他们用火镰打击火石，先引燃艾绒，再引燃干牛粪。沙漠中的骆驼刺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割下来就可以烧。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充满感激的名字，叫它“大救驾”。
土匪和狼群是走库伦最大的威胁。商队往返拉的都是货，没有太多金银细软，土匪要大批货物也销不出去，往往只索要少许货物和马匹就会撤走，一般不会轻易伤人。但也有一些比较生猛的土匪以绑票为手段，他们扣下掌柜，让车队返回时拿来银两赎人。
草原的狼异常凶猛，成群结队。一旦袭来，商队人畜往往要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个时候第一要指望商队的鞑儿狗，第二就要指望老天爷发发善心了。
就算躲过了天灾，也躲过了人祸，没有渴死也没有饿死，也还得当心不能生病。骆队所带的药品只有那么几种，治一治常见病还关凑合，如果生了急病，或者误食了毒蘑菇，那就只能等死了。
人死了，就地挖坑掩埋。有石块的地方简单地堆一个玛尼堆，没有石块的地方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标记也没有。生命就象大漠中的黄沙，消失得无影无踪。
即使这样还不算完，骆队离开不久，就会有狼或野狗将尸体扒出来吃个精光。
旅蒙商经营的范围非常广，“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经营品种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茶叶、生烟、米面、食糖等销售量较大的“大路货”；另一类是销量虽小但是生活必备的，如蒙靴、马鞍、木碗、木捅、铜铁器具、佛教用品等。
据《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记载：“他们主要贩卖中国内地生产的商品——绸缎、布匹、茶、麦粉、金属器具、瓷器、陶器以及喇嘛念经用品，他们换回来的主要是马、牛、羊、皮张、绒毛、鹿茸、麝香、羚羊角等。用茶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的主要是呢料、羽纱、毛毡、天鹅绒，以及制作粗糙的银制品，如银碗、银盘、银烛台、银香炉、银花瓶等。”
这些粗糙的银制品，是俄国商人为了对付政府，达到贸易平衡而想出来的办法。当时俄中贸易出现逆差，政府又限制白银出口，于是他们就把白银溶化开，当作日用品拿来交易。
而旅蒙商人们把这些银制品运回到张家口以后，再改铸成银元宝，流通于市面。这种元宝成色好，很受欢迎，人们称它为“口平银”，意为来自张家口的标准银两。
【茶叶驼队】
茶叶是当时最大宗的货物，需求量很大。蒙古草原上流传着这样的话：“宁可十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茶主要采购于福建武夷山，先通过水路运抵武昌，再抵樊（襄樊）左岸，改由大车、骆驼通过陆路北运，贯河南、经山西运至张家口。
大的商家都有自己的茶山茶场，如范永斗开设的“大玉川”茶店，在福建武夷山就购有“茶山五千亩，茶场七座。”形成了产销一条龙，从源头保证了茶叶的质量，从而大大提高了竞争力。
据说现在有许多商人也这么干，不知他们是不是受了旅蒙商的启发。
康熙30年（1691），清王朝在多伦诺尔（今锡盟多伦县）召集喀尔喀贵族和内蒙古的十九旗王公会盟。在这次会上，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请求扩大草原贸易，让更多的汉族商人进入草原，以平抑交易中严重的价值不对等。康熙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终结了“皇商”对蒙俄贸易的垄断局面，允许更多的人先富起来。
相当于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
清王朝为了有效地控制进入草原的商人，增加税收，实施了“信票”制度。凡进入蒙地的商人，必须到张家口章京衙门申请注册登记，领取由理藩院颁发的“信票”。 
【龙票】
信票亦称“龙票”或“路票” 。长约四尺，宽三尺，四周饰有龙纹，用满汉两种文字填写。每张“信票”，限货二十车或茶三百箱。
除征税外，再交票规银50两，货随票行，沿途稽查。对无票运输之货物，一律视为走私，“私行贸易，立即缉拿，申报章京衙门，照无票赴蒙地贸易之例，拟以枷杖，货物一半充公，一半赏给原缉拿之人，即将该民逐回原籍。”
而实际当中的处罚比这要严酷残忍得多。有材料记载，归化（今呼和浩特）有两个走私的商人，被抓住后关在木笼里半月之久，直到站死。
可见对于偷税漏税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在历史上就已有之，并不是单单盯死了一个赖昌星。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白银4万万5千万两，分39年还清，本息相加一共是9万万8千万两。列强们为了顺利拿到这笔巨额赔款，逼迫清政府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 
【张库大道起点大境门】
当时，清政府的海关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广州港的海上贸易关税，另一个就是张家口的陆路贸易关税。而来自张家口的巨额关税，都是由笨重的老倌车或蹒跚的骆驼队沿着这条张库大道，象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滴驮来的。
这是一条危险的路，艰辛的路，也是一条希望的路，财富的路。这条路，承载着多少牛车和骆驼，运送了多少茶叶和金银；这条路，支撑着晚清政权的财政，也成全了晋商的威名；这条路，记录了多少财富传奇，又演绎出多少生离死别。
真该让“八国联军”的列强们到这条路上亲自看一看，走一走。如果知道他们掠走的每一分钱都沾着中国人的血泪和汗水，不知他们是不是还好意思伸出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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