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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力军历史纪实文学《张库大道》第二讲:西口东口

2018-7-3 18:31|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摘要: 可以说,张家口与山西商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张家口为晋商提供了一块聚集财富的平台;晋商为张家口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张家口与晋商共同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二人台《走西口》演出剧照】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紧拉着哥哥的手,送你送到大门口……”


这是“山寨版”的《走西口》中的唱词,时下在卡拉OK的包房里十分流行,有时也成为“小姐们”拿到小费后假装不舍的表达。“小姐们”在忸怩作态的时候并不知道,这首民歌其实脱胎于一种流行在晋北、张家口、包头一带的地方戏曲——二人台。


真正的二人台《走西口》从明代就产生了,其唱词很长,叙述了一个完整的催人泪下的凄美故事,是一台可以独立演出的小戏。原汁原味的《走西口》在张家口几乎人人都会唱上几句,它不仅是各种文艺演出的保留节目,也是民间聚会时最受欢迎的唱段。由于其唱腔过于凄楚缠绵,曾经一度成为靡靡之音的代表。

 


【昔日的大同,冰心于上个世纪30年代拍摄】


戏中所唱的“西口”,指的是内蒙古包头一带。这里是山西商人早期北上经商的必由之路,也是从中原进入蒙古的最后一站,因其位于山西大同的西边,故而俗称“西口”。

 


【地图】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在如今的蒙古共和国设乌里雅苏台省,其省府所在地是位于新疆北部阿尔泰山脉东北方向的乌里雅苏台。


那时候,山西商人要想与蒙古人做生意,或者向驻蒙古军队供应物资,其行进的路线便是出大同,向西经过包头进入蒙古地,然后直达乌里雅苏台。《走西口》这出戏,表达的就是那一时期,山西人在送别外出经商的亲人时的千叮咛万嘱咐。这其中的生离死别和万般牵挂实在不是“小姐们”所能感悟的。

 


【乌兰巴托全景】


随着蒙古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中心的东迁,乌里雅苏台逐渐被库伦,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所取代。山西商人的经商路线也随之东移,张家口代替“西口”包头而成为中原与蒙俄贸易最大的“旱码头”。为了以示区分,山西人将张家口习惯性地称为“东口”。


说起蒙古地首府的东迁,就不得不说山西商人在这其中的巨大贡献。


有关山西商人的文艺作品很多了,光电视连续剧就有《乔家大院》、《走西口》、《大商道》等等,可见这是一个十分“有料”的题材。早在明代末期,张家口就出现了八大商人,这八大商人都是山西人。


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卷十曾这样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谴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


这里所说的“山右”,便是今天的山西省。

 

 


【同国时期的山西大同】


率先来到张家口做生意的,是山西介休张原村的范家。早在明代中叶之前,范家祖先范志刚就开始了边城贸易,经过八代人的奋斗传到了范永斗先生的手上。


当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前,对明用兵之际,吃喝拉撒睡,莫不需要大量的物资。和平时期,满族的生活必需品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原,战时就更是如此了。但明政权视清为敌,严禁其入关贸易,你想要的我就不卖给你。怎么办?除了军事上的掠夺以外,清军物资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便是通过张家口的走私贸易而获取。特别是在征服蒙古各部后,张家口更成为清军摄取内地物资以供军需的主要通道。


以范氏为代表的八大晋商,就是当时向清军提供物资的主要商人。他们与清军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关系,不仅偷偷提供小到日用品,大到粮草、铁器、兵器等明王朝严禁出关的物资,顺带着还为清军提供军事情报。


前面我们讲过,八大晋商对清政权的建立功不可没,决不是信口胡说。


清顺治元年(1644),清入关后,入主北京紫禁城,立即召这八家商人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不仅赐黄马褂,向他们颁发做买卖的特许证——龙票,让他们挂职于中央政权内务署,还以张家口的地产相赏赐,使他们成为名符其实的“皇商”。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官商”、“官倒”。手持“龙票”,就意回意味着这八大商人取得了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可以垄断经营,别人不让做的他们能做,他们不屑于做的,别人也不能做。买卖想不做大都不可能。

 


【张家口店铺遗迹】


他们在张家口设立了茶店、碱店、生烟店、皮毛店、绸缎店等各种店铺,盖起了仓库,修建了宅院。可以说,山西商人把张家口当作他们走向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伊犁、塔城以及恰克图的大本营。

赚了钱,当然不能忘记“龙恩”。据嘉庆《介休县志,人物志》记载,在康熙皇帝讨伐葛尔丹的几次出兵中,范永斗的两个孙子均自费筹办军粮,无偿送给康熙,节省国费亿万计,真是立了大功。得胜后,他们一个赐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另一个赐职布政司参政。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范氏家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官职的达20多人,真可谓政商合一,要钱有钱,要势得势。


范氏家族在张家口有大型字号6处,房产1000多间,地106顷。张家口上堡的老茶店巷就是因范家的茶叶店而得名,在新华街至今还保留着一处范家的院落。他们在原籍建有长达百米的范家街,范家大院被人称为“小金銮殿”。

据李志强先生《茶商万里行》一书记载,在堡子里鼓楼北街茶店故址院内还保存着一通双龙石碑,那是当年乾隆赐给“大玉川”的,上面记载了范永斗后代在对俄蒙贸易中的盛况,赞扬了他们的功绩。但遗憾的是,我们虽经多方查找,却最终未能找到。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范家有过风光的日子,但一旦皇上翻了脸,其下场却令人唏嘘。乾隆年间,范氏家族被朝廷派往日本贩铜,因为赔了钱,再加上屡屡不能按期到货,遂于乾隆48年(1783)被清廷治罪,家产全部查封充公,一门豪商就此结束了辉煌。


乾隆爷说翻脸说翻脸,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商业上失利这么简单。做买卖就得有赔有赚,只许赚不许赔,那谁还敢赔你玩啊?!依我们小鸡肚肠地猜度,很可能是因为范家太有钱了,钱多的让皇帝都睡不着觉。所谓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范家或许在言语上不留神,或许在行为上不检点,或许干脆就是“莫须有”,皇上早晨起来打了一个嗝,说办就把你给办了!

 


【乔家大院】


如果说“八大皇商”是山西商人中的老前辈,那么乔家就是后继者的先进代表了。从清代中叶起,山西祁县的乔家就有人迁居到张家口,并在那里开设了金城、元隆两家碱店,后来成为张家口资本最为雄厚,规模最大的口碱专营商。


乔氏家族的发家过程很有戏剧性,它用活生的实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发奋图强”,什么叫做“知耻而后勇”。


乔家最早的创业者叫乔贵发,他在年轻时还一贫如洗。有一次,一个亲戚办喜事,让他去帮忙烧火,可怜他衣不蔽体,只有一条破裤子。新人在拜见亲戚时,主家嫌他太穷,给自己丢脸,不让他上前。乔贵发羞愧难当,一怒之下就走了西口。他跑到包头,在一个姓秦的老乡的帮助下,以卖豆腐、豆芽菜为生。因为没有住所,晚上就睡在一家店铺的房檐下。每天早晨起来后,他都要把睡过的地方和店铺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店铺主人发现这人勤快,就把他留下当了伙计。几年以后有了一点本钱,他又与人合伙开一个经营米、面、油、酒的小店,直到48岁才有钱娶上女人。经过30年的艰苦创业,买卖越做越大,实力越来越强,开了一个字号叫“复盛公”。一辈辈传下去,传到孙子乔致庸手里时,“复盛公”已经是称雄包头的大商家。包头人流传的民谣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张家口永丰街口乔家碱厂遗迹】


乔家来到张家口经商大约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永丰街口还有乔氏家族的口碱加工厂和碱店遗址。


口碱是皮毛加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揉皮辅料,产自张家口坝上草原的碱淖。加工成碱坯后,用一种木制牛车拉到张家口,然后分销全国和俄蒙。


这种木制牛车被当地人叫做“牛牛车”,也叫做“老倌车”,是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一辆老倌车每次可装载口碱四百多斤,乔家每年要运送三万余车。如此庞大的生产量和运输量,仅有文字记载的就持续了一百多年。


乔家在张家口堡子里二道巷还开办了宏茂票号,经理名叫乔范五。堡子里鼓楼西街还设有乔家“大德通”票号的分号。
如今,到山西旅游的人们大都会去乔家大院瞧一瞧看一看,在发出由衷惊叹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座气势恢宏的大宅院,是用来自张家口的银子堆砌起来的呢?


就在距离乔家大院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规模不相上下的渠府。与乔家一样,渠家的财富也大多来自于张家口。


渠氏先祖是上党人,以背负肩挑、走街串巷经营小本生意起家,后定居祁县。明末清初就已经是商界巨擘。渠家在张家口开设的茶店最有名的是“长裕川”。

“长裕川”茶店的前身是“长顺川”,资金40万两,开办于乾嘉年间。“长裕川”每年从南方运到张家口的砖茶高达百余万斤。长裕川设有分号十余处,遍布半个中国。此外,渠家还开办了“三晋源”和“百川通”票号,百川通在张家口堡子里设有分号。

 
山西省太谷县的曹家也是明清两代的大商家,经历了600年24代人。创始人曹三喜以种茶、养猪、磨豆腐起家,明末清初来到张家口经商。


 

 

【锦泉兴巷】


曹家在张家口堡子里的一条小巷开设了票号“锦泉兴”,以后这条小巷就叫做锦泉兴巷。票号的围墙十分高大,平时院门紧闭,只有大客户可以进去,其他人不得随便出入。它的后墙上开了一些小窗口,一般小户要办理业务,对不起,那就只能委屈在露天的小巷里进行了,根本谈不上“以人为本”。


除了“锦泉兴”,曹家还分别在碱店巷和水岔街开设了另外两家票号——“锦泉涌”和“锦泰亨”。


曹家的经商历史告诉我们,磨豆腐的小贩也可能成为大银行家。有梦想的同志们,努力吧!

山西太谷县的王家与其他晋商的发家史大致相同,其致富的基地也是张家口。


王家最有影响的字号叫“大盛魁”,其创始人名叫王相卿。清兵入关的时候,王相卿还是个与人合伙挑着扁担东奔西走的小商贩。后来因为买卖不好,其他两个人都撂挑子不干了,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经过不懈地奋斗,终成大业。


当时的大盛魁,是中国北方赫赫有名的大字号,全盛时期仅骆驼就养了2万多头。据传,大盛魁院子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不可胜数。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一个挨一个,从恰克图一直铺到北京。


大境门外正沟和上堡都有大盛魁的商号。


王家的发家史又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来到山西榆次的常家大院,远远看去,这哪里是一座民宅,不熟悉的人还以为走进了一座县城。中国民间第一祠堂和中国民间第一书院就藏在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之中。

 


【常家庄园】


可查考的常氏家族的先人叫常仲林,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居到榆次车辋村。当时他只身一人,一贫如洗,靠替一户刘姓人家牧羊勉强糊口中。刘家看他为人忠厚老实,便将家中婢女许配给他,就地安家,仍以农牧为生。


到了康熙40年(1701年),常家第八代孙常威不愿再像他的祖辈那样,继续土里刨食的苦日子,他离开家乡,远赴张家口,走上了行商之路。那时,他经常肩搭一个捎马(褡裢),徒步往返,沿途靠打卦相面解决食宿,为的是省下一份盘缠钱。凭着淳厚的品格、坚韧的毅力和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精神,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常威终于在张家口开设了第一间布店,由一个走村串户吆喝叫卖的‘行商’变成了‘坐商’。但由于布店规模实在太小,他连个字号也不敢取,只能用一块小木板刻上‘常布铺’三个字挂在门前。后来常家发了大财,有了好多大铺子,这块小木板和用过的捎马都一直被恭恭敬敬地供在常氏祠堂里。


这叫什么?这叫不忘本,也叫“吃水不忘挖井人!”

 


【常家“大德常”商号牌匾】


又经过了十几年的奋斗,常威先后在张家口开设了两间字号——“大德玉”和“大德常”,分别交给长子常万祀和三子常万达经营。


常万祀这一支还是继续经营布匹和日用品,后来又在大同、成都、汉口等地开设了“大德川”、“大德丰”等十多个字号,号称“十大德”。


常万达这一支主要从事对蒙俄的茶叶贸易。他在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山,在崇安县下梅镇设庄,就地加工之后运到张家口。再经过分装,打上自家的字号标记,用骆驼运抵蒙古库伦、恰克图。


当时,设在恰克图的山西字号,较大的有十余家,其中常家独占四家。


【地图示意】


常家的茶叶从福建到张家口,再到库伦,全程七千余里。俄国商人又将这些茶叶远销西欧,形成了一条新的茶叶之路。


时至今日,张家口市和万全县等地还有不少常家的后人。

 


【平遥日升昌】


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是道光初年(1823)由雷履泰在平遥城西大街建立的“日升昌”,日升昌票号在张家口堡子里也设有分号。


我们有幸目睹了日升昌张家口分号遗留下来的部分信函,从这些难得的文物可以得知,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月二十五到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初十,仅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做了四十一笔汇兑业务,绝大多数的业务都在一次千两或万两以上,最高的在两万两以上。这不是发生在春节期间的淡季,由此可以推测,张家口票号银庄的业务有多么繁忙,汇兑金额有多么巨大。


几乎所有重要的山西票号都在张家口设有分号,如日升昌、蔚盛长、天成亨、日新中、协同庆、欲源生、欲源永、复兴成、宏盛票号、欲幸票号、恒北票号、锦泉兴、宝丰欲、永胜票号、百川通等,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人开的洋行。

 


【张家口街道上兴隆的皮货摊】


太平天国时期,南方发生战乱,清政府和各地方政权之间的缴银和拨兑也只能交给北方的票号来完成。这一时期,张家口的票号增加到了四十余家,为了安全起见,这些票号大多设在堡子里。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小小的堡子里拥有四十多家票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阵势!俨然就是一座金融城堡,其密度比眼下的上海外滩也不逊色。


在清代度支部的档案中,存有92家票号钱庄注册的文书,档案得以保存下来的有52家。这52家当中,山西人开的34家,顺天府(今北京)人开的8家,直隶人开的4家;设在京城的35家,设在张家口的11家。


虽然数量上比不过京师,但是由于张家口的票号钱庄多是一身二任,既经营存放汇兑业务,又在恰克图做国际贸易,所以这些票号钱庄的规模和业务范围都远远超过了京城的那些票号钱庄。


中国人讲究光宗耀祖,讲究衣锦还乡。山西商人也不例外,他们在外面挣了大钱,都愿意在家乡大兴土木,买田置地,阴宅阳宅一起修,在家乡父老面前摆摆阔气。这样,就给山西留下了一座座精美的大宅院,民间甚至传说,有的富商直接就把银子浇铸在地下作为房基。


这些银子,有很多是从张家口运回去的。可以说,张家口与山西商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张家口为晋商提供了一块聚集财富的平台;晋商为张家口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张家口与晋商共同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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