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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愚:成礼会鼓——古村落董家涧寻踪之综述

2017-6-26 14:07| 发布者: 燕赵文化网|

摘要: 一、 站在小五台山巅峰俯瞰蔚州大地,星罗棋布的古村落点缀在蔚州南坡北壑的辽阔大地上。由于历史的冲刷,800古村落早已残垣断壁,蓬蒿丛生,容颜不再。近年来,在经济驱动下,有人通过募捐、依托财团财阀,开始修缮 ...
一、

站在小五台山巅峰俯瞰蔚州大地,星罗棋布的古村落点缀在蔚州南坡北壑的辽阔大地上。由于历史的冲刷,800古村落早已残垣断壁,蓬蒿丛生,容颜不再。近年来,在经济驱动下,有人通过募捐、依托财团财阀,开始修缮寺庙、古院落、古村堡,像老妇人的脸上涂上了一层现代化的脂粉。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了数千年蔚州人的后代子孙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旅游业的发展给远在四面八方的准徐霞客们提供了一个观赏、推测、领略、遐思和怀古的空间。人们无不感慨、叹息、惊讶,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竟然有着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无论沧海桑田也好,桑田沧海也罢,蔚州南坡的忍冬花、北壑的狼毒花一如既往地盛开在它们以为应该生长的地方,还有数不清的山花野草相伴而生,它们眷顾上苍的垂爱、怜悯和抚摸,以自己多姿的风采感怀着上苍的好生之德。

蔚州,地处太行山东端北部(恒山东延之余),桑干河盆地东南部。或者说,地处太行山与蒙古高原的夹缝地带。其历史悠久,名称和疆域也因复杂的历史变迁而多变。说到蔚州的历史,人们就会想起风云多变的古代国代郡。代国春秋时强大,在七国(秦、齐、楚、赵、魏、韩、燕)前称王。春秋末期被赵毋卹(赵襄子)所灭。赵武灵王置代郡。战国时期,代郡领三十六县(当有代、安阳、平邑、平阴、高柳等县)。西汉后,或为郡,或为县。今天,人们统称古代国代郡为代地。尹耕所著两镇三关志称,商汤封代(尹耕之说或可采集民间传说),后代史志家志书皆以此志为志。经“学者们”考证古地理图志,那时的代地包括:今河北的涞源、蔚县、阳原、怀安、万全、张家口市区、张北南部、尚义南部、宣化县西部、易县西南部,今山西省的灵丘、广灵、阳高、天镇及浑源的东部和北部、繁峙县东部——即内蒙古的兴和南部、丰镇东面一部分。张北的“无穷之门”正是远古之代国的“无穷之门”。代地当时的四邻是,东为北燕,南为鲜卑(中山)、晋国赵氏,西为娄烦,北有居处不定的少数部族。需要指出的是,代地的管属范围,历朝历代多有变动。到西汉时,作为代郡,曾统领周边十八县。

蔚州地理坐标东经114度33分,北纬39度50分。古代有星相学家作《步天歌》云:九星如钧苍龙尾,下头五点号龟星,尾上天江四横是,尾东一个名传说,传说东畔一鱼字,尾西一室是神宫,所以列在后妃中。又云《步天歌》:四星形状似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或可蔚州是丰裕之地?天赐之地?不然,怎么会出一个古代国?但方志家又说“志边檄,难于内郡以其文不备也。志蔚州,难于诸边过备也。”以至于后来风云变幻,神龙见首不见尾,古人尚且如此,后人志蔚州史就更难了。因此,写蔚州是必备一点精神的!

西汉后,蔚州治所废置无常,由于战乱,或为侨置,或为流亡,战乱频仍,居所不定。当社会相对安定时,代地经济就有所发展。反之,人民流离失所,家园荒芜。元代统治时期,实行分等级管理,人们社会地位相差悬殊,蔚州人口大幅下降。到明洪武24年(1391年),蔚州境内人口仅存8255人。

历史的车轮总是沿着自己固有的规迹前进着。秦终于统一了六国,实现了始皇一统天下。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代地人民的统治,也由于封建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大地主阶层瓜分土地,代地范围逐渐缩小。北周宣帝时(579年),开始置蔚州,当领灵丘郡、大昌、广昌(其它地域已无考证),代地经历北周四年。元代横马欧亚,自不必说。明朝时,朱元璋为了加强北方军事统治,蔚州改属山西大同府,置蔚州卫属山西行都指挥史司,实行军事统治。1430年,宣德统治时改属万全都指挥使司。清朝入关后,开始注重北方边地经济发展,逐步开放边境内陆贸易,缓和民族矛盾,加强对人民统治,蔚州初隶属山西大同府,改军事统治为行政管理。1729年,雍正时改属宣化府,且不再置县。康熙32年(1693年)改卫,重置蔚县。乾隆22年(1757年)并入蔚州,蔚州的疆域与今天的蔚县大体相近。从北周宣帝置蔚州始,蔚州作为行政区划在中国美丽的土地上存在了1300多年。1913年,民国政府为适应近代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改蔚州为蔚县。历史远去了,若隐若现的历史成为人们追忆怀古的往昔和标的物。

古诗曰: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代诗人并非都是吟花弄月的使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蔚州大地和所属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又经历了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古人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历史的必然。1949年,新中国建立,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和历史纪元。历史洗涤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人们似乎要从历史的海洋里寻找一点什么,上世纪一个伟人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新中国建立后六十多年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与之比拟的。毛主席作歌云:雄鸡一唱天下白!
 
二、

美丽而苍凉的董家涧村就镶嵌在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上。董家涧地处蔚州城北十几里处。沿着县城北上,一路沟壑纵横。这里是蔚州北部著名的黄土丘陵地带,由于千万年雨水的冲刷,越往北走,沟壑越深越宽。忽然,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坡上,出现了一个荒芜的小村庄,村子被四周的沟壑包围着,沟壑里长满了蔽日遮天的大树,不用说,它们是中国北方最耐旱且生命力最强的杨柳树,它们与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们一样,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展现着自己生命的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它们与江南的杨柳比起来,是那么高大粗壮,坚韧不拔,顶天立地。

站在董家涧南边的村口,这里居高临下,雄伟的蔚州城和南北相夹的蔚萝河川一览无余。蔚州城号称“铁城”。“铁城”北依壶流河,北周宣帝时,建了一个小小的土城。明洪武5年德庆候廖允中劈土加固。但毕竟是一个土城,明洪武10年,蔚州卫指挥史周房上任伊始,就觉得这样的土城怎么能够抵挡北方游牧部族的袭扰?于是,他带领全城军民“因旧址重筑甃石”,扩建土城。因是甃石而砌,蒸土为浆,锥刺不入,被后世称为“铁城”。那“铁城”周长七里十三步,下阔四丈,上阔二丈五尺,高三丈五尺,堞阔六尺,且有门楼三座,角楼四座,敌楼二十四座。又在“铁城”东南西三面建了瓮城,四面壕宽水深,吊桥高悬。可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御敌以千里之外!北脊玉皇阁,城内城隍庙,官衙私署一应俱全,主宰一城人间烟火!可谓高枕无忧也?不然何谓“铁城”?

正在欣赏“铁城”风光,董家涧村支书刘风萍和村主任魏庆迎上来。寒暄数语,周满老师介绍了同行的几位写手。他们是著名英语老师纪实文学能手张荣珍、女诗人姚建香和农民作家刘富琴。周老师说,他们个个能写,对蔚州历史文化都有一定研究。愚当然躲在一边,跟魏庆主任聊起来,魏庆跟愚的长相相近,黑古铜色脸庞,穿一身破旧衣裳,口呐而矜持,大愚一岁,是典型的北山老农民形象,大手粗壮有力,握锄把子磨得老茧扎手。回首瞧那女村支书,小巧玲珑,一个干练的中年农村妇女,显得稳重大方,应对自如。没说几句话,就呱啦到董家涧的村史。刘凤萍说,村里人们的祖先都是从大槐树底下迁徙而来。看来,还真和明朝历史对上茬了。

愚或许对蔚州的来龙去脉一知半解。明洪武、永乐年间曾有过几次全国性的移民活动。那时,元溃明立,百业待兴。但由于连年战乱,全国不少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人口损失严重。蔚州地处明长城以北,是汉民族和少数游牧民族拉锯战的缓冲地带。人们为了逃难、逃荒、躲避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使得蔚州大地人口损失严重,虽不敢说是饿殍遍野,老树昏鸦,却也是“盗穿荒冢有狐藏,北盟齐晋势争强”了。筛子绫罗、代王城一带曾有着关于寡妇城的传说,这无疑是战争留给当地人民心中一个抹不去的阴影,也客观地反映了战争留在人们心底的创伤和痕迹。蔚州人的姓氏复杂多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差不多百家姓里所列姓氏,都能从蔚州800古村堡里找到他们的踪迹。愚跟刘支书和魏主任说,周满老师是研究蔚州姓氏文化和家谱学方面的行家。周老师接口说,这都是明代移民的结果。北绫罗村东侧遗留的灵仙县遗址,见证了元代前后蔚州大地上由于人类争斗人口减少的现实,这些实际情况都说明了明代移民活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城东北四十里疙瘩上定安县的溃败和风化,也可寻觅到自唐代后代地政权渐渐衰落的踪影。

明代移民后,蔚州人口得到快速增长。说到底,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大小小的争斗,不外乎是为了争夺土地所有权和繁殖权。这些论点都能从《圣经》、《古兰经》和我国古代原始人类发展和历代争斗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根据。明代大量移民迁入蔚州后,他们按照“朝廷”颁发的迁徙证明,再到当地官衙换发新的凭证,最终到达他们要落地生根的地方。这些地方,有的已有先人居住,有的是需要从头开辟的处女地。于是,在明代初期,蔚州大地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筑堡建村活动。这些从外地外族中迁入的移民中,有的是明朝初期罢战休兵后需要转业安置的部队官兵,有的是从人口稠密地区,或者是名门大族被朝廷肢解后,一部分迁往它地,一部分被强行驱赶到蔚州这块土地上生根落户的。因此,蔚州的人民,姓氏复杂,民族成分构成多,是蔚州族群的一大特点。这些特点,恰恰构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俺们都是从大槐树底下来的”。

移民到达蔚州后,又按照明廷规制,建立了民户制度和兵户制度两种制度。明代基本沿袭元代户籍制度。民户在依法取得土地后,要按朝廷规定,每年按耕种土地亩数缴纳一定比例的赋税。而兵户在屯田之初,在一定土地限额内,不缴纳赋税。实行自己丰衣足食,后来取得的收入逐年增多,也必须向朝廷缴纳一定的赋税。但一旦发生战乱,他们要按照既定的编制去参加战争。兵户们建筑的村堡一般要比民户们建筑的村堡高大坚。这是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民户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瘠薄,收入很低,加上统治集团无休止的繁杂赋税,变得越来越穷,而兵户们除了积攒下的兵饷、安家费用,还有在战争中随手掠来的财富。因此,他们在依法取得土地后,就有条件建立相对比较坚固的村堡,在规模上也要领先民户一筹。 蔚州东部的永宁寨、东樊庄的坚固土城都是比较典型的军户村堡,它要比蔚州南北两山的民户村堡坚固持久得多。虽不能妄断他们建筑村堡的资金来源,但确实给后人们留下想象空间。后来,经过数百年的融合,最终在蔚州大地上形成了民户中有军户,军户中有民户的居住区域。而作为民户族群居住的董家涧就是一个典型的民户村堡。它显得闭塞、简陋、孤凄。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不论民户还是军户,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所负担的赋税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是当时朝廷赖以课税的基础,因而也是被压榨的对象。在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实际要比民户低,并不准改籍,民户包括的种类很多,户别也是不准变更的。明代规定“凡军、民、匠、医、阴阳诸色户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清代先废除匠籍制度,为了适应近代工业经济发展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军户民户的区别渐趋缩小,以后,被新的户籍制度所取代。清代适当放开户籍制度,其特点是准许民间户籍合法(仅据有无坟庐,并不要求占有田产)迁徙。

愚和刘支书、魏主任谈到兴致时,这些古村堡的往事就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扉,大有发思古之幽情之感慨。董家涧村南开阔的视野中,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突然映入大家的眼帘。魏庆说,那是壶流河!壶流河的源头在广灵县境内,经暖泉、“铁城”北、古家疃、西合营、鸳鸯站、北水泉,到达大小渡口,并入桑干河。壶流河的流经不长,但它的历史很长。广灵县原是代国的属地,古地名叫平舒邑,“邑”是公主的封地。我们无需考察是哪位公主的封地,但必须了解一点壶流河的历史。壶流河古称葫芦河、代水、胡卢水,清代后称壶流河,全长128公里。它是蔚州人的母亲河,主要流程在蔚州境内。古代国的贷子相携部分族人到代水之地立国——代王城,就是如今的壶流河流域中最丰腴的地方。

在很早很早以前,蔚州是一个大型的湖泊,愚曾经向中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卫奇研究员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说,蔚州在远古时期就是一个很大的湖泊。西南从山西武宁县阳方口起,东北至阳原县石匣,南至恒山之小五台山,北至采晾山、熊耳山,都是一片海子。现代考古学家统称桑干河盆地。如今,从北水泉西部的土崖上还能找到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贝壳螺蛳等,这都说明了壶流河的古老和沧海桑田的变故。壶流河从鸳鸯站东部急速而过,原来壶流河水曾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漫山而过,鸳鸯站很多老年村民也这样描述说。明廷曾在蔚州北部大山与阳原交界处的榆林关设置了重要关口,并派勇将重兵把守,榆林关雄踞两山之间,猿猱难爬,鹰雁难飞,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它的设立,确保了蔚州数百年的平安祥和。闻名遐迩的小五台山见证了蔚州历史变更的一切。蔚州籍官吏尹耕曾写诗云:俺答黄毛不记名,犬羊无赖本轻生,见说胡儿能跃马,自夸得看蔚州城。

魏庆主任说,俺们村四周的沟壑里老早年前都是水,一望无际,才在这里建筑村堡的哩。当沧海褪去后,才有了俺们村子!这并非妄断。再次证明了蔚州沧海桑田的变故。站在董家涧就能望见蔚州境内与小五台山并列的著名八景圣地,即,台山晓日、金河晴月、壶流春涨、石岭秋云、凤台新雨、石门浓岚、池桥柳烟、河提草茵。不过,愚要告诉大家,这些美景,要从美好的遐思中去联想和追忆。究其原因是“志蔚州难于诸边,以其文过备也。志内郡,以其文不备也。”
 
三、

是啊, 蔚州原本就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不过,那要追索到亿万年以前。商汤封代,不过600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极短的一瞬间,像“无穷之门”飘落的流星。但对于董家涧的先人们来说,它已经很古老了。董家涧最早的居民不外乎是姓董的先民最早来这里居住的。村民们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来董家涧落户的,但确确实实是姓董的最早来这里居住的。或许董姓家族在哪一朝哪一代又迁徙而去,远奔他乡,或许正是由于战争、瘟疫、逃荒逃难和其它原因,各奔东西了。明朝初年,从山西大槐树底下又迁来一户董姓人家。他们看到,董家涧四周沟深壑广,猿猱难爬,鹰雀难飞,且四周涧底水深似海,涧上坡地广袤,良田美景,美不胜收,就决定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或可他们是董姓家族中最恋家的子孙,在远走他乡无果无终的情况下,又迁徙回来,沿着他们祖先走过的道路,继续爬行。后来,又从大槐树底下迁来魏姓、胡姓两户人家。他们像董家一样,开始在董家涧建筑自己的家园。没有村名,董姓人来得早,就以董姓为村名,叫“董家涧”。

在蔚州最早的筑堡建村过程中,他们先划定井字型的街道,再在四周起土为基,夯土围堡,四周被挖空的土坑与土堡衔接,成为更高的墙体,可以抵御外来者的侵犯和土匪毛贼的骚扰。他们用砖石垒砌成拱形的门楼,门楼顶部用一块石板刻上村堡的名字。这村堡名字一般都要请当地有威望的秀才、绅士、官员,或者自家族门中做了官的人来书写。比如:张家堡、李家庄、马家碾等,表示他们本族在当地的影响力,或者表白自家门楣的不一般。或者说,这些书写村堡名称的人,原本就是来这里居家落户的明朝退役的指挥、千夫长和把总们。明廷或许沿用了旧的官僚,也或许从新一代移民中启用了更多有利于明朝国体建立的诸多人士,巩固和加强其赖以生存的卫所制度。接着,他们要在村堡北部最高处建一座真武庙,拾级而上,让人们望而生畏。接着,他们要建观音殿、老爷庙、送子奶奶庙等等。让恶者及早回头,善者发扬光大,教化民众。

真武大帝是主管北方生殖的最高神灵。在蔚州古老而源远流长的农耕社会里,人们祈求人丁旺盛,传宗接代,多子多福。接着,人们开办私塾,教育子弟,望子成龙,光耀门厅。人们有了土地,有了交配权,社会不断兴旺发达,这些移民经过数代的繁衍,他们就是蔚州农耕社会最得意洋洋的主人。他们懂得,种地完粮,这是中国善民们最起码的道德水准。每个村堡,都在堡门前不远处,建一个大水坑,人们叫“蚂蟥坑”,因为蔚州十年九旱,人吃马喂都要靠大水坑里积攒的雨水过活。从蔚州遗留的碑记、墓志和文物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在明代嘉靖年间,蔚州建造村堡达到高潮。蔚州现存800村堡中有绝大多数是那个时期建造或者加固重修的。

董家涧不是这样,他们有天然的堡墙,那堡墙就是深不见底的沟涧。村民们说,那叫“倒挂堡墙”。这是蔚州众多村堡中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自然形成的“倒挂堡墙”,给董家涧省去了多多少少的人力物力财力。董家涧被深沟广壑包围着,俨然就是一个孤岛。兵、匪、盗,望而生畏,鞭长莫及,只能远观,不能近取。人们用省下的财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他们种植的谷黍麻麦豆,年年取得大丰收。董、魏、胡,他们三姓平安相处,秋毫无犯,俨然一个塞外的世外桃源。董家涧古老的村民们没有模仿其它村堡建堡的模式,也没有在涧塄最高处,也没有地方建一个高大显耀的堡门。因为没有堡门,所以没有地方刻下“董家涧”三个大字。但董家涧的村名不翼而飞,像喜鹊衔着春枝,飘向蔚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搭建它们属于自己鸟巢。他们春种秋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渐渐有了几百口子子孙。不知过了多少年,涧底的深水渐渐退去,人们不知道这是大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的结果,他们同样相信神的力量,大家集资,人人出力,在涧塄的南部建造了一座龙王庙,祈求龙王给他们连年降下丰沛的雨水,让他们的农业作物长得枝叶茂盛,果实累累。龙王庙很小,小庙住进大龙王,龙王庙建成后,香火不断,人们虔诚有加,龙王深受感动,果然降雨连年,雨水充沛,风调雨顺。村民们又在龙王庙北侧建了一座龙王厅,专供龙王降雨归来后休息喝茶和笙歌燕舞。

据村民介绍,魏姓是颛顼之后。西周时,舜的后人胡公满受封陈国,其后人一支遂成胡姓。明朝初年,胡姓先从大槐树下迁到蔚州东乡,位于金河口、松子口北侧,山清水秀,地旷人稀。百年后,其一分支迁入董家涧。魏姓则从大槐树下直接前往贤周村,贤周与董家涧地理位置相近,后来人口多了,其一分支从贤周村迁入董家涧。董家涧虽然处于偏僻交通闭塞的地方,但它的人文地理相当融洽。数百年来,胡、魏两姓,和睦相处,通婚同农,一家有难,全族帮助。婚丧嫁娶,不请自到,喜乐同享。是汉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之一。

董家涧延续了蔚州古老的农业耕作方式,当我们走在村庄沿途刚修好的水泥路面上时,到处是沿途村庄农民们晾晒的大粪饹馇,这是一种用人粪经过晾晒和筛选的无机肥料,与籽种混合,用耧同时播种的一种农家肥料。一般用做谷黍的增长剂。古老的庄稼人祖祖辈辈延续着一步老三根的间苗做法,耕耩锄耧,费时费力,且产量低。今天董家涧的人们思想解放,科技进家,精耕细作,合理密植,粮食成倍翻番,日子过得是滋麻开花节节高。董家涧是名副其实的米粮涧。谷黍是这里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黄土丘陵作用的结果。特殊的黄土区养育了祖祖辈辈的董家涧人,董家涧人民风淳厚,勤劳朴实,具有中国北方民风民风民情的特征。

记得屈原在《礼魂》中写道: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董家涧没有楚风韶乐,但他们同样有着与神共舞的情怀。每当八月中秋,明月当头,大地同辉的时刻,古老的先民们,就会把新碾的黄糕,揉成圆圆的果品状,里面包了豆馅,用新榨的胡麻油,烧得里嫩外焦,供奉在龙王爷脚下的供桌上,上面摆着猪头、鲜羊,各种果实,八碗菜,人们用自家酿造的米酒,一个个成群结队,向龙王爷敬上三杯美酒,祝以衷心的敬意,也把丰收后的喜悦献给龙王爷。董家涧的老人们说,先人们看着堆满场面的大堆粮食,喜悦心情溢于言表,他们头戴傀儡,身穿彩衣,在涧塄边上不大的场地上载歌载舞,在龙王庙前虔诚祈祷。他们泣天地,敬神灵,举杯邀月,敲锣打鼓,庆祝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愚感怀董家涧老人们的讲述,只好把“成礼会鼓”这句屈原的歌词,作为本文的标题。
 
四、

董家涧是淳朴的。它是一颗镶嵌在壶流河北岸丘陵地带的明珠,没有雕琢的痕迹,朴实无华,却异彩纷呈。它是蔚州800村堡中唯一没有高大堡墙和雄伟门楼的村庄。如果说,蔚州800古村堡代表了蔚州自明清以来的历史文化,那么,董家涧则以另一种朴实无华的姿态为蔚州文化增添了无比绚丽的光彩。南北两山深处山民们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堡墙,它们虽然都没有被夯土包装,但它们不一样。如果说,它们都延续了古老的耕作方式,而董家涧与近代农业的发展联系得更紧密一些,或者说,董家涧受“铁城”的影响更多一点。而“铁城”是蔚州的文化中心,也是蔚州的政治中心。

明代初期的百姓大迁徙,建立了蔚州大地上以“里甲”制度为基础的连坐制度,即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沿用的“保甲”制度。我们无需考证董、魏、胡三姓属于几里几甲,但历经数千年的保甲制度把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那时,一人犯事,几家连坐,一家有事,全族同罪。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历史痕迹和“里甲”制度的残酷性。但也要肯定,里甲制度在当时当地对稳定社会、增加农村凝聚力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天,新中国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治管理,乡政府指导,人民当家做主,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广大农民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但也抹不去里甲制度的历史痕迹。遗憾的是,中国的封建体制溃塌之后,保甲制并没有消亡,民国政府则建立了警察加保甲制的一种户籍制度,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明代建立里甲制度后,蔚州人口大幅度增加。到明正德七年(1512年),蔚州人口达到21725人。蔚州村落像繁星点点,开始在蔚州大地上若隐若现。到乾隆六年(1741年),蔚州人口达到81013人,基本完成了自明代大移民在蔚州建立村堡的过程。那种元代前后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衰草、狐兔成群的现状,被炊烟袅袅、窗牖暖阳、杨柳蔽日的村庄而取代。社会繁荣带来的是持续的农业发展时期。董家涧除了明初从大槐树底下迁徙而来的三姓人家,也陆续迁来了张王李赵刘等因各种原因前来董家涧落户的农民弟兄。那时,蔚州已经完成了里甲制度的建立过程,后来迁徙进来的农户,只好挂在原里甲制度下某甲的名下,从而有了一个新名词——某甲另某里。以此说明后来的移民非原著居民的身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融入了当时当地的农业社会,真正成为一个村堡的正式成员。
   
中国的社会历来是以家族形式而存在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即“有司选举,必籍家谱”。因此,蔚州800村堡中的先民们,在解决了自己的温饱后,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续写“家谱”。一枝薄、云、树、书卷式族谱,根据自己门楣大小一代代续写着。同时,人们建立私学,培育后代,最终目的是望子成龙,光大门厅。家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政治、经济基础后,一旦有一个饱学之士,就能考举人进士,就能当官做老爷。而官府开科取士,首选的是你的家谱是否是大族大户,“必籍家谱”应运而生。当然,历史上很多贫苦出身的小门小户中农家子弟,也出仕做官,那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些往事像烟云一样殁去了,但历史的痕迹依然存在。今天的人们死了,埋在坟墓里,后代烧纸的时候,还继续在钱袋子上写上“某里某甲。某先人收。”这就是历史文化,而文化是不会死亡的。
   
保甲制是源于宋代带有军事管理的户籍制度,元代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形成里甲制度,而明代后正是沿用了元代的里甲制度,里甲制度又巩固和派生了家谱的功能,这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家谱是旧时代“有司选举”的依据,但家族也是朝廷把控的对象。朝廷希望人口壮大,更怕家族复兴。这是因为儒家的政治学说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又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的根本原因。今天,人们追索、续写家谱,同样并不只是为了家族兴旺。其背后动机和结果或可从历史遗踪中找到固定的答案。现今的续写家谱不是记载家谱,更多的人没有实际意义。但是,不乏有人趁续写家谱之机,为本家族中的历史罪人翻案,或者把本来和自己家族没有任何关系的历史名人塞进自己的族谱,充当虎皮,借以壮大本族的门面。如果官方助推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一种别有用心的伎俩。如果相反,说明了某些执政者的无知和幼雅。

董家涧与蔚州800村堡一样,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清光绪三年,蔚州人口飞速增长,达到300080人,略低于建国初期1949年的316392人。那时,董家涧村民已有近300多口子之多。村里连年丰收,这不光是龙王爷的功劳,全凭董家涧全体村民的辛勤劳作而成。董家涧也是一个十字型的布局,正中大街住着胡、魏两大姓人家。胡、魏两家同住一条大街,同饮涧底的水,朝昔相处,老少相宜,秋毫无犯。大家春种秋收,从远古一直走到如今。人们也像其它村堡一样,建立私学,没有先生,就从外村请来秀才教书。清末民初,胡家有一个叫胡老恩的先辈,终于凭着自己的数年寒窗,在乡试中考取秀才,得到“铁城”衙门的认可。魏家举族杀猪宰羊,张灯结彩,全族同乐。秀才还不是官职,还需继续考取举人,直到取得进士资格,才能进入候补行列,一旦朝廷缺员,才能入仕做官。但这在董家涧已经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从此,胡姓家族,读书习文,蔚然成风。这无疑是胡老恩为后代奠定了文化基础。村民们说,胡家是有文化的。说明一人成名,全族风光。

魏家也不示弱。见胡家出了秀才,干脆习武。古人云,文武之道,一张一驰。清末明初,魏家也出了一个能人。此人从小习武,闻鸡起舞,不论寒暑,终于练成一身绝技武功。那时正值北京闹义和团。文人掌国,武人保国,村民这样说,或许是受到义和团爱国热情的感染,大有一掌劈倒外夷之势。可惜,他的后人们没人记得他的名字,族谱上也没有记载。村民们说,俺们把他记在心里了,一辈辈相传哩!也是清末民初,魏家这个武功超凡的先辈,或可武人没有文人心计多,忘了在族谱上添上一笔。人们并不注意这个细节,魏家这个练武的先人,终于被“铁城”里的州官看中,让他到自家衙门里当了班头,执掌水火棍,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村民们介绍说,魏家能武,胡家善文。当家住在一条大街,朝昔相处,地塄挨着地块,免不了磕磕碰碰。两家气头来了,就上州衙告状,胡家能说会道,写状子不用求人,魏家识字少,不会写状子,口呐言拙,打官司当然赢不了胡家。再碰上糊涂州官,有理也没处说了。最后,还是通过族里长辈说和,通过谈判和好,相安无事。孔子说过,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安利。这也叫“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反映了董家涧淳厚的民风。

农业发展了,家家有余粮,户户有余资庄户们开始翻盖自家的房屋。清代以后,有了能力的董家涧农民们不再愿意居住祖上遗留的土屋了,他们开始翻盖自家的房屋。蔚州自明清以来,各村堡翻盖的房子都采用一种叫四角硬的模式,即四周用砖砌,墙里用土坯垒。也叫“穿靴戴帽”,这表明了那时尽管经济有所发展,但还不十分富裕的现状。“铁城”里官宦人家,商贾富农,一般都盖五檩四挂挑梁飞檐的四合院,董家涧的农户们没有这种财力,他们只能盖四角硬的农家小院,栽上几棵杏树、黄楸树,每到春暖花开,也是花香四溢,香满庭园,其乐融融。老辈子的蔚州人盖房子,需要十年功夫,即三年备地、三年备料、三年盖房,实属不易。反证了当时农业虽然发展但蔚州人很贫穷的现状。尽管如此,几年后,魏家终于在董家涧大街里盖了几处院子,可谓“魏武扬鞭,横刀立马”了。

胡家也不甘示弱。1910年,胡家子孙也是枝繁叶茂,家谱变成了几个“一枝薄”。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胡广听说村里来了“研究村史”的文化人,马上跑到大队带领我们去参观他家位于董家涧大街东侧的祖宅。那祖宅很破旧,几间正房插着飞,东西下房齐全,是明清时期那种老式窗户,经年累月,现已东倒西歪,院里杂草丛生,南房早已倒塌。从破败颓废的院落里,依然可以找到旧时容颜,那曾经洋溢在小院中的欢声笑语和人伦之乐。胡广说,这是俺爷爷盖的,到今天已经历时107年,掐指算来,正是清廷垮塌那年。胡广说,那年他爹才7岁,还没我哩。愚回答说,7岁的孩子怎么会生孩子哩?胡广笑笑,不言语了。从他的面目表情可以看出,他的脸上写着儿时的梦幻。胡广说,那年,7岁的爹嚷着上房摔下来,奶奶接住,打了屁股,说“该”。“该”的谐音是“盖”,这房子就盖起来了。这个在胡广心灵深处的记忆,也反映了当时建房过程中的艰辛。胡广拿出自己的退伍证,上面写着4645部队,班长。愚跟他说,你用另一种方式给董家涧的农耕文化填上了新的一笔。

到清中期,魏家已经是北坡一带很大的家族了。他们在白草空旷的壑顶上建立了一块120多亩的坟地,以彰显其家族人丁兴旺。人们回忆,不知哪一位皇臣来此巡查,正遇见魏家死了族人,满坟地里齐刷刷跪了几百口子弟,招魂幡子在空中高高飘扬。那皇臣见了马上回朝向皇帝禀报,皇帝当即下令,把魏家一族拆解,发派到蔚州各地,甚至外省外地。并从即日起不准魏家撑幡下葬。从此,魏家殁了族人,就把招魂幡子和棺材一块埋在坟里。后来,形成一种风俗,延续至今。魏家族人说,蔚县的魏姓人都是一个根哩。说得有理有据。他们还介绍说,魏族先人最早从大槐树下迁到卜家庄,后来迁到贤周村,卜家庄才是魏族正根哩。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明代移民而来。这种众说不一,又说明魏族记载家谱断断续续,并不完整。怨不得乡里在给历史文化名村北方城的古寺庙挂牌牌时,在上面写了“明清所建”,村民说不清,政府也说不清。既怨不得政府,也怨不得村民,只因历史太久远了。

从胡广祖宅出来,我们兴致上来,定要寻觅董家涧逝去的遗踪。沿着大街出来,到处是倒塌溃败的老宅子,蜘蛛成网,杂草满院,屋顶塌陷,门窗倒歪。愚想起石头记中一句“当年笏满床,画栋雕梁,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惜,这是农家院落,比不得的。魏庆主任解释,如今年轻人外出打工,很多人在涧南面盖了新房。愚回答,无需解释。绕着涧塄在村边转悠一圈,四周涧深无底,被高大杨柳遮住,形成一道美丽风景。那涧底远处也是农田一片,春耕播种时节,机器隆隆,甚是好听好看,没有耕牛木犁,农家人穿戴的都是花花绿绿,流行服装。涧塄南面的小小龙王庙将要溃倾,只是墙两边的壁画清晰可见,一定是与龙王爷有关的故事。雨生的小榆树大概也是老榆树掉下的种子自己雨生的,像没娘的孩子,被倒塌而雕着神话花纹的秦砖汉瓦挤压着。转悠村边回到村委会,村支书跟我们说,涌泉庄乡政府已经将董家涧村呈报为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面已经批准了。愚沉思一下回答说,这正是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却只想到了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耒耜和石斧,还有蔚州大地上数不尽的出土文物,不乏“陶罐陶盆和锈蚀的刀枪剑戟”之类,一一不得述说。董家涧本一民户村庄,这些物件不得有之。
 
五、

1900年前后闹义和团,一个亡命的洋鬼子逃到蔚州涌泉庄,被一个叫王檏的穷汉藏了起来,义潮被太后剿灭后,洋鬼子感恩不尽,忙拉了王檏去京津做洋买办,不几年积财无数。据民间传说,他的光洋能从蔚州摆到北京,再到天津。相传,王檏未发迹之时,曾让一巫瞽观相,说此人将大富大贵。可见,命运之说,由不得人们,不信也得信。后来,日本人侵占东三省,董家涧依然酣睡在农耕社会的大梦里。那时,蔚州北部深山一带也出现了一批偷鸡摸狗、游手好闲之徒,继而挂出黄旗,推选头领,打家劫舍,啸聚山林,老百姓叫他们为土匪。那时,胡、魏两族的后人们早已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了,他们耕读传家,安享太平,延续着祖辈留下的传统美德。董家涧虽不是世外桃源,但也胜似世外桃源。

世道的突变,偏偏被董家涧一个叫董弟子的人看破。董弟子虽无上过学堂,但精明强干,胆识过人。他见魏家族人在村里习武强身,又有子弟在州衙门当差,很是眼红。心想,俺董家最早来董家涧安身立命,数百年过去,竟没有一个子弟出人头地,这莫非不也是天意么?偏偏董弟子生来不信命,定要在练武方面创出一片天地。于是,他到南山深处请石匠专门制作了石锁、石鼓,又从“铁城”的铁匠铺里打造了趁手的朴刀、戒刀之类物件。一应练武器械置办好后,就请魏家子弟教他练武。董弟子还真下了功夫,魏家子弟闻鸡起舞,他就二更起来到村北的涧塄上练武。也是天性悟性所使,他虽然练就一身硬功,可掌断石锁,力扛石鼓,但最终没有比得过魏家子弟中任何一个人。

董弟子之母,体魄健壮,生有一双蒲扇般大脚,幼小时虽然被父母强制裹了小脚,但终日哭喊吵闹,搞得四邻不安,父母无奈,只好给她放开裹脚,随其自然,董母稍大,竟然能夜行百里,及至嫁了董家族人,生下董弟子,也常趁夜潜出,天明尚归。董母并非有什么风流韵事,而是趁夜练就了一双飞毛腿。一日,把儿子董弟子叫到膝下叮嘱说,儿啊,你练武赢不过魏家,何不跟娘也练那脚下功夫?董弟子是个聪明人,父亲死得早,从小跟娘耳濡目染,那双跟娘一般大小的脚板,早就能一夜走个百把十里,不成问题。董母说,你这点能耐还不行哩,要学那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夜走八百里,才能出人头地哩。董弟子把娘的话牢牢记在心里。董母跟儿子耳语数句,董弟子点头不语。从此,夜夜不见董弟子踪影。一年后,每逢夜深人静,董家涧守夜的庄户们经常看到一个黑影,忽闪而过,被月亮一照,如白驹过隙,但他们不知道那是董弟子。

董弟子走了。董母年寿已高,常以泪洗面。一年秋天,董母见胡、魏人丁兴旺,抢收庄稼,就骂董家族人不讲良心,眼看着一个老婆子也没人接济。正在农田道上叫喊,只见一个破帽遮颜的人走到来,董母认定是儿子,一把拽住。骂道,讨吃小子,几个月不见,哪里刮死鬼去了?董弟子几个月不回家,也不搭言,扭头就走,霎时不见了影子。当五更鸡叫之时,董弟子回来了,一手提着一个包袱,一手提着朴刀,腰间挂着戒刀,一派江湖打扮。进了家门,扑通一下,跪在董母膝下,解开包袱,里面有几条半新的绸缎裤子,一包白面肉馅饺子和一大包发光的银子。那时,董家涧的庄户们还没有见过白面,更没穿过绸缎,甭说银锭子了。“铁城”里也少有这样的东西,董母心里明白了。董弟子欲要说出一夜往返大同府,盗窃大户人家的实情,董母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掉下几滴眼泪,说了一句,儿啊,咱在董家涧住不下去了。

几年后,北山深处土匪闹得凶险。“铁城”也经常出现商贾大户被偷被盗的传说,大同府也经常给“铁城”县尹、州官递手本,要求联手缉拿盗寇。北坡一带,也传说那个盗寇是个飞毛腿,夜行千里,来无影,去无踪。董家涧的庄户们可没有想到那个飞毛腿就是本村的董弟子,因为他们善良的心扉根本就不会往自家村庄里的人们头上想,几百口子的董家涧只有董母一个人心里明白。几个月后,“铁城”里贴出布告,上面告知天下:兹有董家涧村人,董弟子,年三十有二,常以雕虫小技,盗窃四方,扰乱治安,今已缉拿归案,证据确凿,认定正身,取消县籍,逐出境内。下面是斗大的血红色官印。

董弟子领着老母走了。人们把对董弟子的愤怒和憎恨附加给了董家族人,虽然他并没有偷盗过当地的人们。董家族人在董家涧住不下去,也陆续搬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董家涧的村民们在村北“北大荒”开挖水渠,挖出大量棺材板和记载着文字的瓦片,上面写着“明建文、明洪熙,某年某月”字样,说明董姓家族是最早来董家涧安身立命的移民,根据时间推断,恰恰是明洪武、永乐两次大移民时期的事情。《名贤集》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又曰: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肚里蹊跷,神道先知。

董弟子携母走后,董家涧村民在涧塄边上建起了观音殿,观音面向北部,奉劝世人及早回头。又过了几年,日本鬼子在皇姑屯炸死了大帅张作霖,消息当然也会传到“铁城”。魏家也是耕读传家,明白事理,洞察世事。魏伦的祖辈看到世事动荡,天下不安。就召集子弟抢修了位于村北涧塄上老宅,并在上面加盖了一间小屋,站在小屋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四面来往的客商、行人和各种行为诡秘的人,或许这是受到古代烽火台的启发,魏伦的先辈才建了这座“瞭望台”。“瞭望台”下面有一通道,可直达涧底,到了涧底,就如龙归大海,来去自如了。魏伦说,那是个“岗楼”。前几年,县里文化部门曾有人来这里考察,说这是一个绣楼,显然是不准确的。魏家是农耕之家,不是什么大户,也不会出什么绣女。考察历史不能脱离历史,凭空想象,更是不可取的。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历史现状,考察历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有些人说“瞭望台”也未必不可,因为董家涧有着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人们希望他们能像石头记中的记载一样,多几个“绣楼”,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与董家涧的历史相去甚远。
 
六、

董家涧就是沿着这样的历史轨迹走来的。董家一族销声匿迹后,董家涧的庄户们,为了对付兵匪贼盗,与附近各村堡联手组建了联庄队,联庄队的职责就是保护村庄家园。1937年9月,日本鬼子侵占“铁城”后不久,蔚州在王喜洞村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历史走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抵御外族侵略是摆在蔚县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联庄队的成员,一部分投奔南山游击队,一部分当了日伪军,一部分到北山为匪为盗。历史选择个人,个人也选择历史。历史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江海大潮,有人说历史是大浪淘沙,一点不过。

本文不研讨蔚州人抵御外族的经历,还是让我们在蔚州古老的历史文化中荡漾吧。如今88岁的魏理同就是当年的联庄队队员。日本鬼子进入蔚州后,被杨成武部马上赶出境外,但狡猾的日本人11月又卷土重来。国民政府又将华北五省拱手让给日寇,美其名曰“五省自治”。于是,辛劳的蔚州人民陷入了八年被日寇铁蹄践踏的统治之下。接着,蒙古德王挑头成立伪察哈尔政府,蔚州人不抵抗就做亡国奴。因此,董家涧村的魏理同与蔚州众多有识之士投奔蔚县抗日民主政府。魏理同先在村里任团支部书记,组织热血青年宣传抗日,声援前线游击队和晋察冀边区抗日武装的对敌斗争。1948年初,正当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魏理同参加了蔚县十区的革命工作,任区助理、公安员,加入了建立新政府和地方治安的工作队伍。蔚县县政府从蔚州大南山里迁入西合营后,新中国诞生后,魏理同解甲归田。

那时,董家涧村众多庄户们沉浸在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喜悦之中,人们搞土改、成立互组组、组建高级社,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董家涧的庄户们从远古走来,还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人们的思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魏理同从区里回到家乡,不用说,他就是董家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和领头人。说到这里,魏庆解释说,魏理同就是俺老爹哩。愚下意思回头瞅瞅魏庆,多有感慨。怨不得魏庆当村干部几十年,无悔无怨,兢兢业业,受到董家涧老百姓的赞扬哩,原来有着这样一位革命的老父亲教导得好哩。魏庆的脸上荡着光彩。

村主任魏庆执意要领我们到他老爹的家里瞧瞧。魏理同家住董家涧中心大街最北端路东一个小院里,房子已经很破旧,应该比老人的年龄大得多,屋檐打着捧檐,不然屋檐就会折断,窗户早改成大空儿玻璃。街门敞开着。魏庆敲敲堂门,插得很死。从窗户里望去,老人正端坐在土沙发上看书,书很破旧,那姿态像关羽夜读兵书。魏庆使劲敲门,老人依然聚精会神。原来老人耳聋多年,现已彻底失聪。魏庆只好从窗户里跳进去,打开堂门,愚等才进到屋里。

临窗的大床上是三卷整齐的铺盖卷,床沿上摆满书籍,多是几十年前的画报、报纸、革命宣传资料和与农业有关的黄历、农历等,上面油腻很厚,看得出,这些书籍已经被老人触摸过几百次、几千次,或者更多次。良久不见老太太出现,魏庆见问,解释说,俺娘死了多年,56岁就死了。算算到今天也24年了。原来床上的铺盖还是24年前的老样子,就像老太太活着一样。魏理同很怀旧,他那老态龙种的形象很像村里破旧的老屋,里面承载着很多往事和数不尽的历史。愚问,为什么三卷铺盖,魏庆说,有俺一卷。愚问,你常和老人住?魏庆回答,老人不愿意跟任何人在一块居住,俺们叫他跟俺们住,他不去。俺们来,他不要。愚突然感到,看上去老人平静的脸上,内里却荡涤着激烈而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董家涧数百年的历史和农村那个充满色彩的画卷,也饱含着养育儿女的艰辛岁月的留恋和怀念。

老人回到村里,那时村里还很穷。刚刚解放,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1958年村里也很热闹,家家户户大炼钢铁,生活节奏很快。家里穷得叮当响,魏理同每天给孩子们喝糊糊。每当开饭前,魏理同把盛满糊糊的粗瓷大碗摆在孩子们面前,糊糊稀得跟水一样,魏理同像在区里出早操一样,喊着口令,口令一下,孩子们齐刷刷端起碗使劲喝,糊糊是刚出锅的,那温度都在九十几度,但孩子们必须使劲喝,哪怕烫破嗓子,烧烂嘴巴。谁先喝完第一碗,就盛第二碗,谁喝得慢,最后就没有了。听了魏庆的讲述,愚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魏庆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贫寒的家庭养育了魏庆坚强的性格和健壮的身板,不然怎么能带领董家涧的村民走过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往事已矣。魏理同还深深怀念着过去。那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怀念,也是对家乡和亲人的眷恋。魏理同家的墙上贴着几副字,那是村里“书法家”胡生瑜老人抄写的自己的得意之作,题为“中国梦”。胡生瑜是乡里退休干部,有着与魏理同一样的人生经历,他的“文学作品”其中一段是:生在铁蹄下,成长红旗中,人生虽苦短,经历万事新……。言简意赅的五言长句,表明了他对旧时代的憎恨和对新中国的感恩。这也代表着董家涧老一辈众多庄户们的内心世界。“瑜”是一种美玉,在董家涧并不少见。比如,蔚州唯一书法考级基地创建人魏標就是董家涧土生土长的另一个杰出的当代书法家。

最引人注目的是魏理同贴在墙上的时间表,那是跟他几十年前在十区工作时的作息表没有两样的一种表格,几点起床,几点劳作,几点读书,几点休息,写得清清楚楚。老人还沉浸在往昔的岁月里,愚也希望他永远沉浸在对逝去时光缅怀的情感中,但愿他不要走出来,当年的如火如荼的生活很美好,而现在他毕竟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了。

“美国作家洛克说,能把握事物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的人,就是聪明的人,换言之,凡是聪明人都善于把握事物的共同点和相似事物的不同点,我们在生活、工作中应该会找到这两个共同点,并能把握它,聪明的人并非不做蠢事,而是较少做蠢事。聪明的人也犯错误,但很少再犯同一个错误,知道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而且不会再从原来的地方重跌倒……”这同样是魏理同老人请发小“书法家”胡生瑜书写的外国名人名言。或可这正是老人一辈子的“座右铭”。郑板桥也有几句话:糊涂难,由聪明转糊涂更难。或可与洛克话里的意思正相反。中国人的聪明就是对世事看得清楚,而看清楚了又想糊涂,糊涂了又想聪明。中国农民就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度过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董家涧的农民们是聪明的,他们随时而过,随遇而安。而魏理同虽然年迈,但他与时俱进,与祖国同命运。

看着魏理同老人清癯、消瘦而布满沧桑的脸,人们多发“思古之幽情”,他是董家涧的人文景观,与董家涧古老的容颜融合在深涧广壑的蔚州北坡地带,形成一幅美丽的历史文化画卷,激励着后人奋发图强的精神。每个人都有值得自己回忆的美好时光,老人一生的黄金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正如老人说,人生苦短。就像董家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样,它的痕迹很小,精神却很伟大。
 
七、

蔚州是人杰地灵宝地,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数千年来,代地涌现出众多的历史人物,他们无不为中国历史写下光辉的一笔。如,古代的牛畜、冯唐、鲁胜、许谦和人们最熟悉的代国夫人。近代的尹耕、邹铭等。他们能文能武,乐施好善,才华横溢,或为佐国良臣,或为著书立说,或为千秋豪杰。

董家涧虽然没有出过著名历史人物,但董家涧的庄户们用锄头、犁耙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千百年来,董家涧的农民辛勤耕作,披星戴月,挥汗如雨,打下粮食,卖了钱,置下地,就是为了一个目标——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到民国初年,董家涧最大的土地拥有者莫过于魏老达、魏老冒。他们在涧塄的四周都拥有五十至六十亩的坡地、沟地,是靠养骡子驮(duo)到深沟里驮了煤再到代王城集市上换钱置下的,算是董家涧最大的“地主”。沟地可以积攒雨水,算是上好的土地,坡地瘠薄,靠天打粮。魏老达、魏老冒算是最先解决了温饱的“土财主”,一般农户不过有土地十亩、八亩,有的农户没有土地,就靠打短工过活,日子过得很苦寒,甚至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村民们介绍说,魏老达、魏老冒吃一个鸡蛋,用蓆䉲挑着吃哩!可见当年董家涧的土地主生活异常俭朴和难能可贵。

王檏不同,他是这一带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他偶然发迹后,它和他的家族子就到涌泉庄四外扩充土地。说到底,王檏不仅是命运的幸儿,更是八国联军侵华的衍生体。董家涧的村民们介绍说“王檏留地,不言语就是愿意。”这个“留”就是强买的意思,我要买你的地,你不回答就是愿意卖给我了。没有几年,董家涧四周土地几乎都被王檏家族“买”走。董家涧农民留下的土地成了“孤岛”。有的村民明确说,我的地不卖!王檏就派族人在人家的地边上栽树,人有相欺,植物也是一样,弄得原土地拥有者的地不能长庄稼,庇荫树下寸草难生,最终也得卖给王檏家族。我们不敢说这是欧洲中世纪的野蛮行径,但它的确是中国自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强占土地在董家涧的另一个翻版。

闲话少叙。董家涧的农民,就是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土地过程中,一辈一辈走过来的。尽管这样,辛劳勇敢、淳朴憨厚的董家涧庄户们,过着得天独厚的快乐日子。他们有深涧广壑,失掉土地,可以再开荒,坡地沟地有的是。他们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几年后,依然是阳光普照,杨柳成荫。蔚州大地总是把慈祥赋予他们。人们在农闲之余,安详自得,孕育着董家涧独有的农耕、地域和乡村文化。

胡老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农业耕作的闲暇时候,悟出了董家涧独特的皮影戏。那时,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用柴草照明,后来有了洋油,人们就用洋油(煤油)点灯。黝黑的农家墙壁上有了家人的身影,人们用手掌手指在墙上比划着各种动物的姿态。胡老魁养着几头驴,老驴累死了,魏老魁把肉分给乡亲们,自己喝汤,把驴皮晾干就放在柴草棚子里。胡老魁当年没有名字,见魏老达、魏老冒叫什么“老达、老冒”,心里思谋,也叫个老啥吧。魏老达告诉他原委。原来在蔚州广大农村,人们除了起名、字,还要起个“号”,借以彰显自己的声誉。老达、老冒就是“号”,以至于后人们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只记住了他们的“号”。胡老魁回到家里,心想,自己是养驴的第一能手,就叫“胡老魁”吧,后来“胡老魁”就成了他演皮影戏的专“号”。“号”在蔚州农村,比名、字有着更远更深更广的传播力和渗透力。

一天,胡老魁打扫柴草棚,扔出驴皮,回头一思谋,在驴皮上刻上人物,用灯照在墙上,咋也比手掌手指的故事多哩。于是,他把驴皮弄湿、晾干、拽平,用刀子在驴皮上刻上自己的图形。黑夜,他在灯下晃动着自己的影子,老婆跟孩子们说,那不是你爹哩?孩子们说,像。村里有唱二人台、讨吃调和梆子戏的人,他们凑合在一起,弄出好多戏里的故事,村里有能拉会唱的人,大家凑在一起,就在龙王庙里的墙上演,在庄户们屋里演,看得人越来越多,那皮影活龙活现,演啥像啥,就跟真人真事一样。后来胡老魁在皮影子上涂上颜色,到临近村庄演,那戏里故事更多姿多彩,胡老魁的名气越来越大。十里八乡都知道董家涧有个皮影艺人胡老魁。连“铁城”里的州官、家眷、姨太太和衙役们都把他请到后堂去演出。

胡老魁演皮影戏启发了一家人。他们是本族胡亮、胡义两个叔伯弟兄。他们用旧书报开始刻窗花了,后来用宣纸刻,除了自己用,送给亲朋好友,剩余的还拿到集市上去卖。其实,那时,刻窗花早已在蔚州大地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800村堡里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会刻窗花的人。窗花是蔚州农民在农闲时悟出的一种民间艺术。起初并不作为商品,而是用来自用和送给亲朋的年节礼物。后来,集市贸易渐趋繁荣,剩余的就拿到集市上出卖,聊补家用。上世纪五十年代,古塞、仝坡来蔚州考察剪纸,统计数字是五十几家,实际他们统计的不过是沧海一粟、管中一豹。皮影、剪纸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普遍的民间艺术,江南、塞北都有。以山西、陕北的为佳。蔚州的王老赏给原来的素色窗花加上五色,成了当今多彩剪纸的鼻祖。王老赏是蔚州窗花承前启后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家。

胡亮、胡义俩弟兄在王老赏五色窗花的基础上刻窗花,还真弄出动静来。1958年,县里成立窗花社,胡义作为第一批艺人,进入社里当了艺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跟周总理点名要蔚州的戏剧脸谱,胡义参加了篆刻脸谱的工作。如今提起往事,胡义脸上还洋溢着当年的光彩。胡亮自创了一种用剪子剪的窗花方法,就经常到新州衙里去展示、表演。愚跟胡义说,历史上曾有“剪桐封弟”和“鎏金剪綵”的典故,那是中国民间剪纸的最早雏形。蔚州窗花的最早创世人是银匠刘老布。胡义望望屋顶,不知所云。

新州衙是某时任官僚在新中国蔚县县政府的旧址上建立的,也是明清乃至更早时期蔚州地方政权的所在地。新州衙的建立,无不展示着蔚州不同人群的复杂感情和历史记忆,以及重建官僚的人生价值取向。此刻,又一回证明了毛主席“不破不立”英明论断的正确性和高瞻远瞩,或破或立正是人们内心世界和人生立场的大暴露。

胡义还想再开一回剪纸社,可是他老了。但他,以及胡老魁等从泥土中孕育出来的民间艺术会融入到董家涧农耕社会的历史记忆之中的,也将有后人推陈出新,百花更艳。
 
八、

考察蔚州某一村堡的历史文化遗踪,必须把它放在蔚州历史的大背景下分析。在近几年人们研讨蔚州历史文化中,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注意力聚焦在历史官僚和饮食文化上。饮食代表着一个地域老百姓的生存水平和因地域给予他们的风俗习性,也是历代朝官做政治文章的焦点。这反映了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这个重大命题都被官僚政客牢牢把控的深层意涵。人们管国家的主宰叫天子,管县七品叫老爷。人们的吃喝全要靠官府来“恩赐”,民间有了土特产和好东西要向朝廷纳贡,而中国的顺民们并不觉得悲哀和自责。恰恰相反,这种非正常现象却成了现代人们研究历史文化的资本和标的,而对其深层的本质内涵却麻不不仁。有些人有意识地引导人们为封建官僚歌功颂德,却掩盖封建统治者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本来是民间用来维持生命活动的最低饮食,却被吹捧为劳动人民乐善好施的美味佳肴。在民间,人们继续沿着老一辈的思维,仰望着封建官僚的鼻息,从他们喜怒哀乐的面部表情中去寻找自己愿意接受的东西。但今天给饮食叠加上文化二字,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他还说,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并非没有道理。

官僚文化的本质,恰恰代表和彰显那些梦寐以求,从本乡本土中通过开科取士或者其它途径步入仕途的大小官僚的人生轨迹。虽然他们官职有高低之分,但他们对人民的态度和处世哲学并没有区别。不妨以人们赞不绝口的清代官僚魏象枢为例,做一简要探讨。魏象枢,生于明万历45年(1617年),殁于清康熙26年(1687年),是明崇祯15年(1642年)举人,清顺治3年(1646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授给事中。顺治16年,内院大学士宁完我弹劾陈名夏,辞连魏象枢,被朝廷拘禁,寻经部议降调。不久,魏象枢以母年老为由,请乞终养,获准回籍。康熙11年(1672年)玄烨皇帝亲政四年之后,大学士冯溥疏启魏象枢,被启用为御史,擢任顺天府尹,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加刑部尚书衔。康熙23年,年老奏事于乾清门摔倒,随乞休获准。康熙在他回家前,三次在宫中接见他,并赐予手书“寒松堂”三字匾额。这段话是《寒松堂》一书的前言片段。也算是魏象枢的履历表吧,为陈金陵于1988年三月所撰。

不难看出,魏象枢是康熙宠臣。之所以是宠臣,主要因为魏象枢“廉直謇謇,能规切用事大臣,尤言人所难言”。还因为“清初,曾出现了地方官吏不向朝廷题奏,恣意擅行,杀人、刮人的混乱现象。顺治6年(1649年),魏象枢在他的‘擅杀屡有明禁等事疏’内,揭露山东省平阴县知县未向朝廷奏报,竟于县衙刮死兼杀死生员牛射斗、民高栋等数人。”魏象枢说“事犯极刑,自有国律,刮杀之权,不在县官,况擅杀之奉严禁,已非一日,伏祁赦下该抚按严究。”清廷为此,发出“着该督抚按,确查严究”之旨。前言说“显然,查究地方官吏擅行杀人刮人,不只是维护封建皇权,而且有利于保护一般庶民的生命安全。”

不可否认,魏象枢是一个廉吏循吏,他在为朝廷管理财粮以及管理、任免地方官诸事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他内心表露出来的忠君思想更不可否认。魏象枢在文学方面,主要成就是奏牍、诗、书简、尺牍、祭文、墓志、碑铭,还有部分杂记,如:对说、铭辩等。从《寒松堂》其字里行间也能看出,魏象枢善于揣摩君王心里,婉转转达民意,勤于自保,是一个游刃于官场而永浮不沉的能臣老将。

文化是一种叠加。后人为了纪念先人,或可把很多美好的东西叠加在先人头上。这种叠加,是普通人倾羡于官宦们老谋深算的人生伎俩而又期盼官僚们为民做好事的一种复杂心态。比如:关于魏象枢六尺巷的传说。这个故事在南方很多剧目中,诸如越剧、昆曲中都能找到,而昆曲、越剧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比魏象枢早了不知多少年。显然这不仅是一种文化叠加,更是一种文化嫁接。人们这种叠加和嫁接,恰恰给并不十全十美的魏象枢头上添加了另一种光环。但事实上的魏象枢是家族式暴越的官僚之一。他与中国众多封建官僚的本质并无不同。这种现象不仅表明古来民间崇拜官员的心态,也反映了劳动人民期盼好官现世的良好愿望。封建官僚文化的中心是他们的忠君行为和他们除此之外腐朽糜烂的日常生活,即所谓的“闲情逸致”。后代给予他们的文化叠加,恰恰改变了这些官僚的本来面目,而让后人寻找历史的本源时更显得扑朔离迷和费时费力,甚至引入歧途。

看看魏象枢的大作吧。“上国推人望,高风四海知。重来瞻泰斗,并卧向龙彲。重道尊儒日,微文考献时,愿将真学术,还慰圣人思。”其义自现,读书做官,甘为皇奴,从此诗句里看不出魏象枢哪里有一点心思在民间?这正是他人生巅峰时的所作所为和灵魂深处的自我暴露和刻画。魏象枢与李周望确实是姻亲,在朝中互为犄角,是蔚州大族大户,恰恰反映了豪强大户投身朝廷的现实,而皇帝正是地主豪强的最高代表人物这一历史史实。不可否认,魏象枢在惩治恶吏和为民请命方面有着卓越的历史“功绩”,但更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去考察去衡量。说到底,魏象枢最多不过就是一个封建皇族中膝下的宠儿而已。

那么,魏象枢老年时又是一副什么姿态?从他的诗句里还能找到他并不泯灭而孤芳自赏和失去辉煌后的凄惨。“墙东有客赋寒松,昨夜诗成度晚钟。座上挥毫人似玉,庭前踏月影如龙。呼来孤鹤称三友,抱得双虬占一峰。欲向西台移汝去,不妨长夏作严冬。”魏象枢老了。可是,他的心胸不减,他不仅梦寐做朝廷大员,还想做“龙”,把自己比作“怪兽”,要到西台占一峰。这“西台”一定是蔚州一侧的皇宫。不过,他也将不久人世,所以把自己称“孤鹤”,三友是竹松梅,与大地同享云雾端的甘露了。不乏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让老百姓费解的辛酸泪。”显然,魏象枢并不为饮食而作难,在“归田”、“庭前踏月”后,是无奈的寂寥,却与蔚州数十万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正相反,哪会再去关心老百姓的饮食?可见,当年管理财粮米面,不过是为皇上当差,吃点俸禄而已。在蔚州民间的民粹口碑中,魏象枢“卑躬屈膝,投降外族,丧失气节”,与蔚州籍同期为官的军界官僚易向南恰恰相反,易向南弃官回家,宁可卖土为生,也不为清廷鹰犬。

不过,中国人还是有钱最好。当魏象枢逝去多年后,“铁城”里遗留了一个魏家巷和魏家老宅,多有狐盗日伏夜出了。王檏做了中华民国第一届议员,与众多北洋军阀勾肩搭背,与京津里的达官显贵们红灯酒绿。不过,抗战时候,王檏不管自愿也好,被迫也罢,毕竟为抗战捐了不少银子。说起来,比魏象枢强了不少。愚也随着众人,不论动机和结果的统一,只论结果,你做了好事,人们不会忘记你的。蔚州历史是一幅剪不断、理并不乱的画卷,人们的兴趣立场不同,自然理解也不同。这一切都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而民间文化则不一样,他们没有完整的记录记载工具和过程。很多美好的东西只能靠口传心授。他们的文化是讨吃调、爬山歌和如数家珍般的寓言、童话、神话故事和以鬼魅为内容、表现自己生活实际的说本。民间文化是根植于泥土中,是农耕社会滋生出来带着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文化,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与士大夫文化相比,是那么格格不入和水火不容。但是民间文化当然是官僚文化的基石,没有劳动人民的文化,自然不会有士大夫文化。也可以说,民间文化是源,官僚文化是子。官僚文化是背离了母体的独特文化,它不乐意被源文化所接受,而源文化也不可能接纳背叛自己并与自己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的文化。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中国民间接纳了除了儒道以外泊来文化,即佛文化。其载体是存在于蔚州800古村落和城、镇中数百年的寺庙。因为佛文化中的轮回思想和善缘因果理念能让众多贫困老百姓暂时解脱现实的困扰,而士大夫文化并不能取代和占有社会人口绝大比例的底层人的思想感情。在对待寺庙文化中,底层人民的道德取向正好迎合了官僚文化正好要用宗教桎楛和绑架人们的思想的需要,也是部分失意官僚从而取得思想解脱的需要。同时,社会需要更多的善言善行来教化人的思想和纠正人的行为。

董家涧更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村堡。71岁的胡生旺就是健在于民间的说唱艺人之一。他与魏象枢所代表的文化恰恰背道而驰。胡生旺少小时家境贫寒,缺衣少食,衣不遮体。为了糊口活命,就跟着老一代走街串巷的说唱艺人(实际为乞讨者)到河套、内蒙一带边乞讨,边说唱。他的说唱艺术实际成为他被迫谋生的主要手段。选一段不妨大家体会、感怀一下:

“从小生来不成器,师傅面前学手艺。生意买卖没本钱,讨吃要饭刮了野鬼。西去临河到五原,东至张家口十三县。从大同到太原,又到塞罕坝和二连。这个圈圈转了个遍,无奈又回咱蔚县。小五台山下地面宽,东至桃花西到暖泉……西南有个下宫村,石门峪口南山根。有个后生叫曲美林,娶了个老婆长得俊。每天打扮地(得)俊俏俏,人送外号嫩蔓菁。天天起来浪后生,半夜里去砸光棍门。村里无赖三黑楞,头大腿短独眼龙。两个长牙像铁钉,专门爱吃嫩蔓菁。嫩蔓菁抹上(个)红唇唇,半夜去敲三黑楞的门。叫一声三哥(哩)醒一醒,楼上我(哩)睡到大天明。推开个家门上了个炕,浑身衣裳我脱了个光。你给俺银洋亮堂堂,回家养俺那病秧秧。那天美林病好了,俺嫩蔓菁不忘三哥的恩……”

这段讨吃调不是胡生旺原创,而是数十代董家涧一带穷苦人传唱叠加的结果。反映了底层农民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内涵。当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魏象枢却躺在寒松堂的宽松红木大床上吟咏着另一种诗歌:“杏花开罢李花香,四面芳菲接短墙。近日板舆仍未出,特邀五马踏春光。花阴密密草芊芊,移得床来树底眠。扑蝶儿童惊梦觉,始知红日到西边。”这就是封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底层社会劳动人民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却在绿荫花下养精神,三日驷马不出,就觉得“近日板舆仍未出”,短墙红日不再“春光”了。

临了,胡生旺还给大家说唱了一段前辈们传唱的段子,叫《凡事都有个头儿》:要说头儿,就说头儿;铁城里头儿,铁城外头儿;东西庄头儿,纸店头儿;鼓楼前头儿,牌楼四头儿;公鸡头儿,草鸡头儿;不在这头儿,在那头儿;红被窝儿,绿裆头儿;二人睡觉儿,虎抱头儿;嘴对嘴儿,攠舌头儿,鸡鸡搁在窝窝里头儿;热炕头儿,宽地头儿;哪天日子过到尽头……

当炒作历史文化的沸点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人用巨资聘请民间艺人撰写诸如魏象枢之类的脚本和虚拟的文章,这些闭门造车的人,有的原本是与胡生旺同根并蒂的说唱艺人,但他们后来登上了彩灯绚丽的现代化舞台,他们抛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灿烂文化,去拼命地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唱堂会”成了他们改不掉的恶习和机械化动作。当历史把一个颇具历史内涵的课题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改不掉积年养成的恶习的。而那些臭名昭著的落马官员们也站在历史文化的高端,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并用极其美丽的辞藻掩饰自己的过去,并与这种违背历史本源的文化叠加相吻合。

最后,愚跟庄户们说,是上苍给了你们土地使用权和繁殖交配权。还是方志学家尹耕说得好:万山欢合蔚州城,紫塞连云朔气清,禾黍岁时供上谷,烽烟日夜接神京。这都是逝去的日子。

2017年5月19——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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